1943年12月12日，一个阴暗凄冷的日子，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在温州制造了一起大血案，年轻的党的领导干部陈能孝和管钟庆、徐汝森、孙鸿奎、吴明寿、林显森、陈显春等同志同时殉难。此即震惊一时的温州“双十二血案”。
陈能孝，又名阿放，化名老曼。1919年上半年出生于浙江省玉环县城，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永嘉城区区委组织委员、永嘉县委委员、组织部长，兼任过郭溪区和城区区委书记，曾主持永嘉县委工作。他坚定沉着，勇于斗争，勤奋好学，具有政治激情、革命胆识和领导才能，埋头苦干，关怀同志，待人诚恳热情，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善于独当一面的革命活动家。
一
他出生于玉环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父陈溢臣在玉环县城内开一爿小中药铺，因生意萧条，全家生活贫困。他有四兄弟一妹，他排行第二。母亲体弱多病。他从八岁那年开始，便挑起了烧饭、上山砍柴和照顾弟妹等繁重的家务劳动。1935年，他毕业于玉环县环山小学。就学期间，他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勤奋学习，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并常常挺身劝阻和制止个别学生的顽劣行为，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连续六年被选任班长。他很懂事，很能体谅父母的辛劳和家庭的困难，生活特别俭朴，穿的都是哥哥的旧衣服，几乎打满补丁，但毫不在乎。小学毕业那年，父亲特地为他做了一件长衫（即就义时穿的那一件），这件长衫伴他走完短暂而光荣的人生路程。
小学毕业后，在家待业半年，经父亲挽亲友作介绍，1935年底，他年方十六便远离家乡，只身来到温州这个浙南的中心城市，在渔丰桥口文林斋纸号印刷部当学徒，开始了困苦的徒工生活。
温州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城市。大革命时期，印刷业中就有党的组织，那些动人的斗争故事一直在工人中间流传。就在他到温州的这年冬天，北平发生“一二？九”运动，温州学生奋起响应，救亡浪潮席卷学校、工厂、商店、农村以至偏僻的山区。
他富有爱国心、正义感和探求真理的精神，很快就投身于这股爱国洪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党所领导的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成立，他参加了孙经邃负责的战青团工人救亡组（孙是学运领袖，1937年春入党）。孙调瑞安后，工人救亡组由他负责。印刷工人的特定地位，以及与革命知识分子的亲密共事，使他的革命觉悟和工作能力很快得到提高。就在这一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自觉而坚定地走上了献身革命的道路。
原浙南特委书记龙跃说：“以工人救亡组为核心，推动了永嘉棉织业和印刷业等十余个职业工会的救亡运动，并进而改组了永嘉县总工会，使永嘉的工人运动逐步地统一起来。”这是确实的。他和孙经邃、黄镇华等在工人中夜以继日的积极活动，富有成效。他们开办工人政治夜校，组织工人读书会，举办时事报告会。引导工人学习艾思奇的《哲学讲话》、狄超白的《通俗经济学讲话》，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积极而审慎地进行建党工作，为党培养和输送了不少干部。当时，印刷支部即有党员20人，工作很活跃。这个支部的党员，大多对革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每当谈及陈能孝对他们的启发和培养，都感激不已。
为了保护工人的基本权益，1938年秋，印刷工会向同业工会（资方）提出改善职工工作条件的合理要求，他亲自担任谈判代表。接着，他又领导了文林斋职工罢工斗争。按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两次斗争均取得胜利。从此，党和工会在工人中的威信大为提高。他工作出色，才智过人，博得工人的信赖，被选为印刷工会常务理事。
为了扩大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他曾多次秘密部署大量印制党的宣传品。党中央抗战一周年对时局宣言，在郭溪临时印刷棚中印制成功，分送各县散发，影响很大。党中央抗战三周年对时局宣言，由浙瓯日报党员撮字制版，文化印刷所承印，于1940年7月6日晚上，同时在整个浙南城乡广为张贴散发，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他们难以想象，他们自己党报的排字房竟然排印出了共产党的传单。其数量之多，散布之广和行动之迅捷一致，在温州是破天荒地的。文化印刷所开设在仓桥街，是他通过印刷支部全力支持梅寿生（党的基本群众）创办起来的。这个印刷所的成立，使党有了自己可靠的印刷基地，许多小册子、党办的杂志和党的文件从这里源源印成。
为民族生存，为工人利益，他总是挺身而出，可是，他自己却往往无衣无食，饿着肚皮工作。他认为革命者应当经受艰苦生活的磨练。他的父亲曾几次送钱来温，都被他所拒收。所以，同志们一遇见他，无不关切地问道：“饭吃过吗？”“身边有吃饭钱没有？”后来，他终因过度劳累，长期营养不良，患浮肿病病倒了。所幸的是印刷支部党员王伯仲卖掉了家存木器，对他慷慨支助，才使他住进董若望医院治疗，病体始得康复。
现在，好多同志还能记得能孝有三件宝：钢笔、口琴和破表。这形象地说明了他是一个甘于清苦、勤于学习和富有生活情趣的人。
二
随着时局的逆转，1938年10月，国民党政府强行下令解散了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这年年终，文林斋资方解雇了他。因面目过红，他受到了特务的注意。于是，组织决定将他转入地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9年7月至1940年8月任温州城区区委组织委员，1940年9月至1943年10月任永嘉县委委员、组织部长，兼郭溪区委书记，1942年9月至1943年10月又兼任城区区委书记。从1942年起，永嘉县以瓯江为界，分成两个县（江北为瓯北县，江南仍为永嘉县），他主持了永嘉县委的工作。
这段时间，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浙南，我省委机关被破坏，大批党员被捕杀，白色恐怖笼罩大地。环境之险恶，生活之艰苦，达到了极点。但他茹辛若甘，履险如夷。艰苦的斗争考验了他，也锻炼了他，他在政治上更趋成熟。在那样复杂的环境中，他善于分析形势，把握工作方针和策略，既致力于党的建设，注意秘密工作，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又能运用合法手段开展工作，寻机派人打入敌人内部，以掌握敌情，做到知情善断，克敌制胜。如胡荣萱一直被他留在妇女会合法团体内，并让她做了不少上层统战工作。
对此，龙跃的评价是：“永嘉县委书记范亦辰消极不起作用……组织部长陈能孝起主要作用。”
他主持县委工作之时，正值轰动省内外的“纸山暴动”发生后。据敌伪档案：“纸山一带有纸工万余，环境特殊。划归瑞安，调城区区书陈能孝为县书。”可以说明，敌人对他的动向是不稍忽视的。
转入地下之后，他常穿灰布长衫，出入城乡，行动秘密，以苦为乐。谈工作时态度严肃，细听细问，指示周密，处事果断，通情达理：谈完工作后，轻松地口哼小调，自得其乐，谈笑风生，待人亲切，勾肩促膝，亲密无间。他黝黑的面庞上那双水灵灵的眼珠，显现出一个年青革命者的坚毅、乐观和机灵的神态，使你一次相见，终生难忘。
1939年，为力争时局好转，他根据当时的环境条件，多次发动工人学生进行种种合法斗争，如给省主席黄绍雄写信，向国民党县党部要求实施宪政，举行反汪宣传和大游行等。1940年，温州日报印刷工人出于对报社管理制度的不满，愤而哄起欲作正面冲突，他冷静地权衡利弊得失，出面耐心劝阻，终于避免了可能招致的挫折和损失。
1940年新秋，他代表县委巡视西楠溪工作，不怕山高路远，天气炎热，在徐寿考同志陪同下，跑遍了枫林、岩头、碧莲三个区所有重要的党支部，会见在那里坚持工作的干部，给当地同志留下良好的印象。
“五四指示”（即党中央关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文件）下达后，特委于1940年11月举办县级干部学习班，贯彻隐蔽精干政策。特委特地指定他去参加学习。据龙跃回忆，当时他要陈能孝来学习，目的是要在以后的工作中把县委书记范亦辰撇开。可见特委对他的了解和信任达到什么程度。
学习结束，龙跃亲自向他交代了整理温州城区组织。落实隐蔽精干政策的繁重任务。他肩负重任，秘密潜回城区。一进城便扎入基层，调查情况。当他知道拓荒支部已经暴露，便果断指示该支部委员全部分散转移，使得这些面临被捕危险的干部幸免于难。单是为了帮助杨涵安全转移，他曾多次与之相商，具体入微，周到之极。接着，整理和重建了印刷支部、小教支部、棉织业支部、妇女中心支部，以及温中、联中、瓯中三个学生支部，使这些组织能适应环境的变化。
1941年“四·一九”事变后，他再次从特委来到城区，重新组建了温州城区区委，使城区工作有了统一的领导。城区区委以杨金福为书记，管钟庆为组织委员，冯增荣为宣传委员（后改区委为联络员制，不设委员会，冯增荣任联络员）。1941年6月，在百里坊天妃宫巷柯骥家三楼（阁楼），区委首次会议连续开了三个晚上，每晚都通宵达旦。会议除商讨当前工作外，主要是听取他传达上级党的指示。六七个文件，达几万字数，都以背诵方式讲述，由冯增荣记录。他的记忆力令人惊服。记录交聋哑党员林骅誊清，竟抄满厚厚一小本。
他非但传达指示正确，执行指示坚决，而且在政治上颇具水平，并有敏感性。在远离上级党的指导时，本着对革命负责的精神，敢于并善于独立工作。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恰因根据地被“围剿”，与省委、特委联系不上。他特地召集冯增荣、郑铸等对这一国际大事反复讨论，由郑铸根据记录草拟一个《苏德战争宣传提纲》，经他修改后印发。这一提纲与后来的上级指示相对照，精神基本一致。
为使城区党的领导机关易于隐蔽和活动，1941年7月，他决定将机关迁到与市区隔江相望的江北岸龙桥，设在龙桥小学内。小学校长是民主人士黄国定，在城经商，学校工作由其亲戚余继起代管。该校有教师编制3人，校工1人，皆由我们选用。郑铸、冯增荣、朱立明、朱月聪、曾芙秋、邵国英等都曾在该校任教。校工茂理也是我们自己的人。
他原拟在完成城区组织整理工作后返回农村根据地，无奈敌人清乡，通路阻断，只得借用陈胜的小教合格证暂到龙桥小学任教一个学期（1941年8～12月）。他教学认真，态度和蔼，善于做家长工作，获得学生和家长的尊敬。课余，他好读书、写字、唱歌，学会弹风琴。这段时间，他对城区工作的帮助特别大。不论环境如何，每周末下午放学后，他必定与冯增荣两人坐上舢舨，冲着风浪，抹黑过江进城，风雨无阻。在城的一天两夜，工作得很紧张。然后，在周一的晨曦中返回学校。
龙溪小学不但是区委机关，而且是党的临时避风港。一些遭追捕的同志到这里隐蔽，一些无法在城里开的会移到这里来开，有的撤往别处的同志也在这里中转。由于做好了保密工作，这个据点从未被敌人发现和破坏。恰恰相反，由于办学认真，成绩斐然，这个隐蔽着共产党区委机关的农村小学，居然受到永嘉县政府传令嘉奖，登报表彰。
1941年冬，赖少其、邵宇从上饶集中营越狱，避难在温州夏子颐家。他接杨涵报告，当即同意由木刻界出面为他们募集路费，在急难中给外来同志以热情的关怀。
1942年2月8日，省委机关在城内被叛徒出卖，省委书记刘英被捕。他积极地进行了营救工作。据龙跃回忆，他于2月12日从温州回到纸山，2月13日写信叫薛天寿通知陈能孝来见他。一要打听刘英情况，准备设法营救；二要陈能孝做好善后工作，以防组织续遭破坏。按照特委书记的指示，他不顾鹤唳风声险象环生的恶境，多次奔波于纸山与城区之间，亲自找陈永林、冯增荣研究营救办法，通过陈永林找关系了解狱中情况，准备打通牢头，设法劫狱。苦于敌人警备森严，并将刘英提前上解，营救惜未能成。
出于党性和敏锐的识辨力，在周义群叛卖刘英前，他对这个叛徒（当时任永嘉特派员）的作风早有意见。龙跃回忆道：1941年10月中旬，我在温州城内途遇陈能孝，他很高兴。他说周义群把工作搞得一塌糊涂，他要向我详细汇报。我们正准备去恒丰盐店细谈，突然，我发现了叛徒，便仓促离去，谈话未成。在此之前，他曾向我书面反映过周的情况，由我转告了省委。同样，对于范亦辰的问题，他也曾多次据实反映，并当面对之批评帮助。
在执行隐蔽精干政策当中，他一面十分注意保护党员和干部；一面非常重视提高他们的素质，决不是消极的隐伏存活。根据他的指示，城区区委于1941年夏出版了油印《红旗报》，他将报纸送给荫蔽在城的马骅，征询改进意见。他曾让人在给远在丽水的杨涵送去《新民主主义论》手抄本，后又要区委翻印此书，组织学习。他常请人讲党课。他要求支部定期开会，自己也常去参加。他爱找党内外同志谈心，以朋友的姿态关心别人的思想、学习和生活，多次接济穷困的同志。尤为可贵的是，他经常连夜伏案疾书，用指示信的方式给别人以革命信心、理论启示和工作方法的指导，并表达组织的关怀。指示信很热诚，很有内容，很耐读。凡读过他的指示信，都仿佛有一股热流贯通全身。
三
1942年“七·一一事变”，日寇第二次侵占温州。在此之前，特委曾有指示，要求相机准备发动抗日游击战。他临危不乱，指挥若定，亲自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他要求城区区委，一旦日寇入侵，即将全区党员和基本群众移至市郊，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
当时，城区骨干力量分成两个游击小组，一去江北楠溪中塘，由胡明诚负责，有郑铸、林文达、孙明津、阮定勋、柯骥等；一去江南上下河乡一带，由冯增荣负责，有何平、俞兆钧、朱月聪、朱立明、曾芙秋、曾笑秋、林月霞、曾玉兰、叶永棣、赵国熊、何生、谷超豪、王森等。在上河乡（即郭溪区），事先布置了河西、彭岙、金堡等几个主要活动据点，作为通讯联络、集合力量的依托。此外，在茶山、马桥、老竹、岷岗、慈湖等处均分布了力量。日寇侵温后，我南北两路力量大部重新集结上河乡待命。至于市郊各区都相应有所行动。
为了掌握国民党方面战时动态，他通过城区区委指派江钊打入永嘉县三青团青年服务队（后转入浙江保安司令部铁卫队），又派童文通打入青年服务队递步哨，布置可谓周密。
根据迹象，估计日寇侵温可能仍属骚扰掠夺性质。所以，我们虽积极准备，但未贸然发动。35天后，日寇撤退，我们继续转入隐蔽。他审时度势，从保存力量出发，决定迅即撤退一批已暴露的干部。其中有朱月聪、林月霞、邵国英（去西楠溪，后又去四明山），冯增荣（转移浙西，并打入敌人内部）等，并让一些干部分散附近农村隐蔽，使这些同志得以保全。
对于易地隐蔽和打入敌内部的同志，他尤为关怀，都亲自与之保持联系。1942年冬，江钊随铁卫队开拔，途经温州，他闻讯后，连忙派何生给他送去工作指示信。送信人一直追到乐清城始返回。
1942年底，胡荣萱、何生、王森等被捕，他急忙阻止何平、杨涵、杨烈明、陈永林等转移四明山，并火急通知远在浙西的冯增荣改变隐蔽地点。后被捕党员出狱，经查无叛卖行为，他又不顾个人安危，一一热诚接谈，适当安置。
其实，当时被追缉最紧，处境最险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他自己。但他始终把自己留在风口浪尖。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永远令人赞叹。
据伊克（俞兆钧）、王震之回忆，陈能孝在郭溪区住浦北林显森家阴暗的厢房，昼伏夜出，身披破棉袄，吃的番薯丝，规定每月五元生活费，时常没有着落。范亦辰受不了，而他却不以为苦。有一次，何平见他没有衣裳穿了，要将生活费转让给他做件衣裳，可他怎么也不肯，他说比他更困难的同志还不少。结果，这笔钱被用作一些同志的困难补助费。
四
陈能孝的狱中斗争和血洒鹿城，是一曲共产主义的壮歌。
“皖南事变”和“温州事件”（省委机关破坏）后，永嘉党的处境极端困难。外有蟊贼，内出蠹虫。继夏巨珍（原县委组织部长）叛变，范亦辰也于1943年10月投敌，接着薛天寿（纸山区委书记）、林勃（永强区委书记）相继叛党。特务头子陈家壁、方涛利用叛徒组成肃奸队，大肆搜捕我地下党员，城乡党组织破坏惨重。他常住的林显森家被抄，人也被捕。敌人四处搜索，对他追缉。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他心焦如焚，但仍镇定地通知郭溪区的一些同志紧急转移。他自己略避锋芒即偕俞兆钧、林里，身佩浙瓯日报社证章，冒险化装前往平阳山门一带，意欲寻找特委报告情况，请求指示。不幸在途经平阳水头街时，被当时一叛徒碰见，密报了警察所，敌人前堵后拦，他和俞兆钧同时被捕（林里脱逃），被移解永嘉县警察局看守所。其时是1943年10月间。
监狱是生死场，是共产党人特殊的斗争阵地。
这时，被捕押狱中的党员有十几人。他是当然的斗争总指挥。他巧妙地指挥同志们采取有原则又有灵活性的办法，与敌相周旋。他和俞兆钧同关在第五间。为了加强与各间被捕同志的联系，他指定俞为联络员。每天利用上下午放风15分钟时间，收集情况，发布指示。每个党员还设法通过联络员将审讯情况随时向他报告，并听候他的指示。为了增强每个人的斗争意志和思想武装，他大力组织狱中理论学习，一些重大问题，用互递条子的办法，开展深入的讨论，学习搞得很生动。生死寻常事，只求主义真。冯爽（党的基本群众）出狱后，曾极为感叹地说：“在狱中，我和陈能孝的辩论，是平生最好的马列主义理论课。”
入狱之初，最早的冲突是与各间牢霸的斗争。牢霸多系重刑老犯，作威作福，欺侮犯人，特别是新犯人，对我们的同志也不例外。这是监狱陋习。于是，他布置各间党员向犯人大讲共产党，大讲共产主义，大讲八路军、新四军，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反对犯人欺压犯人，并要求每个党员挺起胸来，注意仪表，搞好内务，对牢霸的欺压行为据理力争。这样一来，牢霸不敢再胡来了，各间很快出现了新局面。第五间牢霸受到了感化，竟激动地说：“我服你们了，如果出狱，一定重新做人，一定去寻你们共产党。”
自他入狱后，敌人多次对他提审。敌人明知他的身上有许多党的秘密和未查获的党员名单，岂肯轻易放过。第一次受审，叛徒范亦辰竟出面劝他自首。他一见这叛徒即怒火填膺，听其屁话，更为恼怒，当着特务的面放声大骂：“可耻，叛徒！”审讯难以为继。第二次提审在周宅祠巷特务机关，国民党县党部一位官员大发谬论，把我们打土豪说成土匪行为。他当即严词反驳：“你们特务杀人，不经法院开庭，连布告也不敢贴一张，这种杀人行为又叫什么？！”这位官员词穷。审讯以陈能孝的横眉冷对告终。另一次，敌人刑审逼供，竟灌了他三大瓶辣椒水，他当场昏死过去。身虽受摧，志仍不移。
虽然，他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境，但他念念不忘的是狱外同志的安全。他指示叶永棣出狱后务必去找江钊，要他准备好口供，以防万一被捕时，可以从容对敌。他还要陈定康出狱后，把他所藏的大批文件、书籍，转运到根据地去，以备党在需要时可用。为了尽可能替党保存力量，他按照华中局指示，让一些同志以假自首来欺骗敌人，脱离虎穴。叶永棣、俞兆钧、林里等一获自由便都迅即投奔四明山，为革命继续作出贡献。
可是他自己，始终紧紧抱着为革命死节的决心。他对同志们说：“要是你们否认不了，就讲入党介绍人、联系人都是我好了。”他父亲来探监，希望能保他出狱，他断然回绝：“儿子不孝，祸由自取，不要化钞票塞狗洞，你保我不了！”有一次，提审回来，他说：“今天如带我去三角门方向（指刑场），我准备呼口号。”他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和宝贵的青春生命，保守了党的秘密，保护了党的组织和同志，而且塑造了一个多么光辉灿烂的共产党人的形象！
1943年12月12日清晨，敌人黔驴技穷，终于伸出了黒手。他们害怕真理，害怕人民，故意虚发敌机空袭警报，然后再将七位烈士分头带出监狱。他看穿了敌人的阴谋，当场痛加指斥：“你们想避开全城人民的眼睛，秘密杀害我们。卑鄙，可耻！”
七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分四处被枪杀了，陈能孝烈士的鲜血洒在三角门外水心村。一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年青有为的革命活动家，坚定而成熟的党的领导干部，令人痛惜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时年24岁。
陈能孝烈士牺牲后，曾有人去殉难处辨认凭吊。郑铸、江钊以城区区委名义，愤怒地草拟印发了一个《开展反对叛徒范亦辰斗争》的文件。许多同志怀着极大的悲愤和复仇的意志竟相奔向新的战场。江钊作为革命火种在城区战斗到底。革命在前进，烈士精神不死！
（本文作者根据陈能孝烈士生前好友伊克、何平、杨涵、梅烈明、陈永林、马骅、徐寿考、林荣澄、姜寿铭、胡明诚、陈定康、陈易、陈禹铭、朱敏新、何生、王震之、胡景瑊和原浙南特委书记龙跃提供的材料，结合亲身见闻，并访问了其亲属陈能义、陈谷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