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玉环解放40周年之际，我不禁回忆起40多年前两次去乐清找寻上级党组织的事。 
　  记得1943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后，玉环笼罩着白色恐怖。那年11月，邱清华同志秘密到玉城，接替叶龄银同志检查指导玉城地下党工作。党支部在柯爱菊同志楼上召开会议。会后不久，吕平、柯爱菊二同志撤离玉环。从此，玉城党组织就和上级失去联系。此后，朱仁禺、叶崇森和我心情都十分沉重，经常在朱仁禺家碰头商量。环境如此恶劣，斗争如此复杂，我们不能没有上级党的指引。但到什么地方找党呢？唯一的办法是去问朱树森，因为他是原来的支部书记。1944年间，朱树森肺病已相当严重，经常吐血，卧病在床，不大去民教馆上班了。我们数次去看望他，向他打听党的消息，他总是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说：“老邱、老王（即叶龄银同志）都没有消息了，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有一次，他向我提供“乐清竹屿沙角陈权五”的接头地点，叫我自己去找。有了接头地点就有了希望。但那时朱仁禺肺部大出血，病得皮包骨头，叶崇森患了急性“牛头疯”，他俩都无法远行，商量决定由我一人去乐清找党。 
　  同年6月某天一大早，我装作走亲戚的模样（我在乐清有远房房族），乘西青马道航船到华秋渡上岸，边问边走，经过些什么地方都忘了。沿途似乎十分平静。午后遭到一阵雷雨袭击，全身打湿了，幸好天气不冷。傍晚到达沙角陈权五同志家。老陈见我这个陌生来客，没组织介绍信，神情有点疑虑。我只好一五一十向他介绍自己的政治身份和失却联系的经过，要求他帮我找到老邱或老王。或许是我朴实的外表，加上我真诚的“自我暴露”打动了他，他消除了疑虑并接待了我。他说：“最近，这里国民党搞清乡，情况比较紧张，叶龄银同志经常转移住地。”但他同意当晚去找找看。半夜时分，陈权五同志回来，说叶龄银同志已经转移到远处，目前无法找到。我只好留下一信，请他转交给叶同志。第二天，我带着惆怅的心情离开沙角循原路回家。去年，玉环党史座谈会期间，叶龄银同志告诉我，陈权五同志后来曾经把那封信转到了乐清县委。陈权五同志已去世多年了，解放后我一直没能见到他，但他那清瘦的身影和认真负责的作风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4年下半年，日寇占领坎门，港南大批青年撤到楚门。楚门青年在党的领导下，成立“玉环县战时青年服务团楚门临时工作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队长是王咏樵。我和朱仁禺、叶崇森撤到楚门也参加这个队的活动。这时，我们仍没有放弃找党的打算。揣测楚门抗日救亡活动定受到地下党的领导，但地下党究竟在哪里？谁是共产党员？朱、叶二人虽都一度与楚门地下党某些同志有过联系，但一经切断，就不再发生横的关系。我们也曾数次向楚门同志打听，但都未取得进展。一天，朱仁禺谈起他曾数次去过乐清朴头，还记得朴头×××同志家的接头地点，但那是几年前的情况，现在不知怎样了。三人商量结果，认为干革命总得冒点风险，与其长期无所作为，不如冒险去朴头找找看。但朱、叶二人健康状况很差，唯独我能长途跋涉，但我这时在县卫生院当事务员，平时不能脱身。考虑再三，决定1945年春节放假由我一人去找。到了除夕那天，下起了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第二天（正月初一）雪还在下，北风凛冽，路上积雪很厚。我仍按原定计划从楚门出发，一路上顶风踩雪，经凡塘、坞根、毛桃岭，傍晚到达沙山塘东门。这里是国民党温台护航大队第一中队驻地。胡义夫同志热情地支持我的找党行动，立即给我开了一张路条，盖上第一中队印戳，路条内容大致是：“兹有我护航队第一中队上士文书胡义夫，因公出差乐清，希沿途军警放行。”同时，还给我两张盖有第一中队印戳的空白信笺，作为应急备用。他告诉我，渡到西门就属乐清了，那边是浙保四团驻地，浙保和护航队关系还不错，如遇上“浙保”，这路条是管用的。有了这“护身符”，我心里踏实多了。正月初二，我又匆匆上路，或许是“过春节”和“下大雪”的缘故吧，我渡过西门后，一路上没有碰到“浙保”的检查。下午，安全到达朴头，这是背山面海的小村。几经打听，果然找到了×××同志，根据第一次去沙角的经验，我向×××同志重复上次对陈权五同志的“自我介绍”，×××同志听了似乎还记得起黄源（朱仁禺）这个人。他同意送我上山。可惜现在我已回忆不起他是谁，只记得他家是大房子，用饭的桌子是阔气的八仙桌。正月初三清晨，一位交通员带我上路，他年纪与我差不多，脸庞黝黑，手拎一篮蛏子，让我跟在他后面拉开20来米距离，以便有情况时好应付。我紧“盯”着他整整走了一天，对他有着深刻的印象。解放后，我才知道他是连振钗同志。这天，我默默地跟着他，经过些什么地方全弄不清了，只是1952年我参加老区访问团重访泽基村时，才认出那次找党是从芙蓉坑上去的。下午，连振钗同志告诉我已进入基本地区山面乡。不多久，树林间闪出一位身穿便衣荷枪实弹的战士，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哨兵打过招呼，再顺着杂草丛生小路走了几分钟，就到了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我不知道这村的名字），在一座旧瓦房的暗楼上见到了邱清华同志。房子里还住着20多名游击队战士，其中一位年纪较大的，给我安排在楼角地板上睡觉。那天晚上，邱同志听取了我的汇报后说：“目前，乐清已拉起武装，打了几次胜仗，触动了‘浙保’和日本鬼子，他们都把我们这支共产党部队视为眼中钉。我们是夹在鬼子和‘浙保’之间打仗，斗争很尖锐，暂时还腾不出人去玉城。以后会派人去与你们联系的。”记得他还讲了正月初一日本鬼子袭击泽基村与游击队追击日本鬼子到芙蓉坑的情景。这晚，我和衣而睡，心头暖呼呼的，我为找到党组织而兴奋不已。正恍惚间，邱同志推醒了我，他说现在有敌情，要马上转移，叫我立即下山回去。我下楼时，游击队已整装待发。邱同志叫来一位交通员，指点他要绕道虹桥，不走原路了。我紧跟交通员急步下山，夜空漆黑一片，不知经过了多少道道弯弯，拂晓前，交通员对我说，下面就是虹桥镇，附近有陈济的第四中队，与我党有联络，我们将从第四中队防区插过去，比较安全。天亮时，我们已过了虹桥。交通员与我分手时嘱咐我尽可能当天回玉环，别在乐清过夜，以免发生意外。去华秋渡已赶不上航船了。他叫我到就近一个渡口（地名已忘）找船回去。后来，我到渡口搭上了一只去大麦屿的货船，抵达玉城已是深夜了。 
　  1945年5月，坎门日寇撤退，我们三人由楚门回玉城。7月中旬，我们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气氛中，突然接到王咏樵派专人送来的信，通知我们去楚门会见叶龄银同志。当天下午，我和叶崇森立即出发（朱仁禺身体差，未去）。第二天上午，王咏樵同志带我俩到达桩山头钱启敏家，在钱家楼上与叶龄银同志见面，同时在场的有丁世祥同志。会上，叶同志批准由朱仁禺、叶崇森和我三人重新建立玉城党支部，归丁世祥同志领导。几天后，丁世祥同志到玉城，在朱仁禺家主持了玉城党支部第一次会议。从此，玉城地下党在经历了20个月与上级党失去联系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重新得到了上级党的领导。这就为解放战争时期玉城地区地下党的大发展作好了组织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