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邦同志是我的堂哥，1925年古历八月廿六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中。那时我家是个大家庭，爷爷当家，父辈四兄弟住在一起，全家有十八人吃饭，存邦生下后的第三年才分家。他是二伯父家的第三个儿子，出生时爷爷因他小脸方方正正，即取名为“方”，“存”字是按林姓宗谱的辈份。1942年干地下工作时，化名“林泉”。我问他为什么要起个“泉”字，他说：“泉水不是很甜吗？我们外塘人老吃泥浆水，挑了一担泉水轮着喝。我用它作名，就是要争取成为人人喜爱的人。”二伯父共有7个孩子，5个男孩，2个女孩。方哥为人老实，是兄弟姐妹中比较聪明的一个，爷爷挺喜欢他，四五岁时就教他认字，后来又再三催二伯父送他上学。我是和他一块长大的，并在一起读小学，以后打游击时又在一个支队，直到1949年3月解放乐清虹桥镇战斗他牺牲为止。
缅怀烈士生前，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巧整地主儿
1934年，方哥8岁开始入私塾读书。私塾办在前牌村地主屠必齐（也叫小满妹）家。1936年夏天，我也到那里读书，只有几个同学，老师是个50岁的人，是屠家请来教儿女念书的。我们几家经济条件勉强过得去，屠家才允许我们到他那里念书。一方面是屠家为了表示对乡邻的“和善”，另一方面可以共同负担老师的薪俸。那个老师厉害得很，如果我们不会背书或听课不认真，就要挨戒尺。还有一条规矩，惩罚时手背得靠到砚台边，然后用戒尺打手心，特别疼。挨打后，手心红肿，连笔都握不住。那时方哥年龄大，读的书也多一些，如《幼学琼林》、《论语》，我先是读《三字经》，后因书买不到而读《中孟》。有一天休息时，大家闲扯，方哥说起读《论语》：“真没有意思，摇头晃脑浪费时间。”这话被地主小儿子屠存兴听到了，立即向老师告状。老师狠狠地将方哥训了一顿：“看你平时成绩不错，少打几下，打你30下手心。”11岁的方哥以为自己是大人了，不能哭鼻子，忍着痛一声也没哼。
第二天，我与他一起上学，走到离屠家200多米高地上的一棵歪脖子桑树底下，他看看离上课时间还早，就叫我去喊两个同学来商量一件事。我很快叫来了两个同学。他说要想个办法整整地主儿子，使他今后不敢乱告状，否则我们还要常挨打。我同意他的意见。四个人七嘴八舌，最后商量出一个办法。
当日下午，太阳还未落山，老师提前回了家，走时交代我们把课文背烂熟了才能离开。老师一走，大家的心就安不下来了，都想玩耍去。我们叫存兴与大家一起去玩，晚上回来再背书。看他同意，我们却说：“不行呀，老师知道了要打的。”他说：“怕什么，他是我爸爸请来的，他不干就走人，另请别人来。”我们说：“大家听你指挥。”他很得意，说到后屋河中去摸鱼。我们异口同声说：“好！”但提议，走之前每人必须写句赞美的诗句，于是大家很快就写好了。方哥把存兴写的压在讲台桌上，悄悄跟我说，万一老师发现了也不会说我们。到了河边，大家脱掉衣服下河摸鱼，方哥与另外两位同学游到河对面摸，很快摸到了两条大鲫鱼。存兴与我个子小，水性也差，都不敢游到对面去。但存兴眼馋，叫方哥帮忙带他到河对面。大家一起摸了一个多钟头，存兴摸到了几条鱼，高兴得不得了。天慢慢地暗下来了，方哥乘存兴不注意时回到了河边，穿衣服回家。这可急坏了存兴，禁不住大哭起来，说只要把他带回河这边来，就把鱼全部送给我们。方哥说不要，只要保证今后不向老师告状就行了。存兴再三恳求，并赌咒说一定不告状了，方哥才把他带回来。第二天，老师知道了摸鱼的事，找存兴了解。存兴害怕讲了同学们又要作弄他，就一口咬定是他叫大家去的。老师没办法。从此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存兴都不敢向老师告状了。
这学期放假后，我们觉得在那里读书学费很贵，而老师又才疏学浅，学不到多少知识，所以，我转到外塘短期小学（现在的外塘中心小学前身，四年毕业）读书，方哥转到孙家里继续读私塾。
发愤读书
1937年，方哥到坟墩孙家里读私塾，同学比屠家多，而且老师既有学问且教得耐心。方哥读的是《大学》、《中庸》、《诗经》，他很喜欢读，也很用功，书背得很熟。我因在短期小学读的是白话，所以对“之乎者也”怪厌烦，反对他背，说这些老古董没什么用。他不同意，解释说，这些书固然都是老东西，内容也不丰富，但里面有些词句写得很好，背熟了将来长大了写东西也有用呀，古代一些著名人士都是读过四书五经的呀，古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他还说读书要有目的和打算，就是多掌握知识为将来干好工作做准备。什么“目的”、“工作”，我不清楚，但是他说到做到，学习可努力了。他看了好多书，有些看不懂的就找老师问，或找同学一起讨论。对老师布置的作业做得很仔细，所以老师对他很满意，常批给好评语。有一次，二伯父去向老师打听他的读书情况，老师赞不绝口。二伯父回来跟我说：“方在私塾读书蛮好，你在小学可不能落后啊。”
方哥读私塾时有许多好习惯。一是勤练毛笔字。一有空就练，有时照字帖写，有时则端端正正地抄书。他家与我家同住一幢7间的茅草房，由于我家人少，所以爷爷住在我家。爷爷认识一些字，老戴着老花眼镜不声不响看古小说，用他的话说是读宝卷。我家比较静，方哥放学回来就到我家来，有时问问爷爷，有时就在练字。我由于受了短期小学梁老师的“汉字要拉丁化，将来方块字没有用了”的影响，总喜欢同方哥辩论，反对他花这样多的时间写字。他不同意说：“方块字现在还没有取消呀，究竟何时取消还不知道呢，你写的字像蟹爬似的，别人都看不懂，那怎么行？我们长大了，总要写东西给人看呀。”他下了功夫，所以字写得不错，我们几家春节对联都是他写的，甚至邻居也来叫他写。在私塾他练的是毛笔字，到中学他用爷爷给的压岁钱买了一支金星钢笔，才练写钢笔字。他的钢笔字写得十分漂亮。
二是自学算术。私塾没设算术课，后来才教算盘。方哥从小对算术感兴趣，因为我读的短期小学有算术课，一回家他总要问我老师教些什么，一些习题是怎样算的，逼着我当“小先生”。他说这玩意大有好处，可以使自己多动脑筋，考虑问题复杂而有条理；再说实际能用得着，因外塘盐民和渔民算账少不了算术。他搞了一个本子，把我的教师布置的习题都做一遍，所以他到东方小学读书时算术没有出现跟不上现象，且考试成绩都比较好，在温岭中学参加代数竞赛还得了优秀。1941年前后，每次父辈由爵溪捕鱼回来，他主动担任“账房先生”。
三是坚持写日记。有时每天写一篇，有时几天写一篇，把所见所闻和自己的感想都写在日记上。看了一本书，看了一场戏，他总要写一篇。他说，这样有好处，既可提高写作水平，又可增强观察、分析周围事物的本领。刚开始有点象流水账，后来渐渐就不一样了。印象最深的有两篇日记：1931年，我乡盐民不堪盐警压迫，围攻盐警，后来被国民党政府抓去坐了牢；1940年，土匪活动猖獗，蒲田嘴一个商人被土匪杀害。他在日记中不仅记述了听到的事，还写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国民党不为民办事是事情发生的原因。我的父亲当时看了他的日记说：“他塌鼻头方真厉害，把那些事写成文章，还有自己议论呢。”（方哥4岁时鼻子碰伤过）。可惜他写的日记到游击队全都烧了，不然留到现在该有多大教育意义啊！
此外，他生活节俭，从不乱花钱。他经常说：我们家经济不宽裕，能让我们读书很不容易。他穿着简朴，大多衣裤和鞋子是两位哥哥传下来的。他喜欢看戏，但从来没有向大人要过钱。他把压岁钱保存得好好的，花在买好书。他到东方小学读书，上午带饭菜去学校，一年四季都吃冷饭，从不上街吃点心。
立志革命
离开私塾到东方小学读书是一个转折点，短短两年，他起了质的变化，由一位接受启蒙教育的少年逐步走上革命道路。
东方小学是玉环革命的摇篮。上级党组织先后派了宋伯钦（即郑梅欣）等10多位同志到这里工作，有的当教师，有的隐蔽在这里做周围群众工作。他们呕心沥血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
方哥是1940年下半年到东方小学读书的。他念高小一年级时候，我发现他的思想和言行都变得不一样了。一回家就向我说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故事。说八路军、新四军打日本鬼子的英雄事迹。我们家乡1930年闹过“共产”，老人家有亲身感受，说起共产党多数是竖大拇指叫好，我也受了影响，对他说的从不怀疑。他还说学校如何如何，把我说得心痒痒的，下决心争取也到那里读书。他帮我想办法，找到东方小学的校董陈愚亭先生，请他找父亲说情。因陈先生是清朝秀才，思想比较进步，是我的表伯父，父亲对他很信任。果然，经他一说，1941年底，我也到了东方小学读书。
1940年暑天，气候反常，特别干热，庄稼长得不好，群众本已发愁，可祸不单行，楚门镇周边农村发生瘟疫。国民党政府根本不顾群众疾苦，不想办法治疗，疫情蔓延飞快，好几家死了人，闹得人心惶惶不安，只能祈求菩萨保佑，牌头庙、朝西庙、杨府庙的泥菩萨天天香火不断，巫婆神汉作祟从中获利。当地农民在洪家路口搭了一个高竹棚，请人敲木鱼念经赶走瘟神，连续七天七夜。因为识字的人少，选中了方哥和我，要我俩上棚念经。开始他不答应，说这是搞迷信，哪有瘟神，纯属骗人。后来一斟酌，觉得我们不干，就要请人念，既花钱，又浪费人力，还是先答应下来再商量。于是，我俩把被子搬到棚上，晚上轮流睡觉。刚开始，我们也敲木鱼念三官经：“太上三元，赐福赦罪，解厄消灾，延生保命……”后来发现别人只要听到木鱼声就认为我们念经，索性带上连环画边看边敲木鱼。有的农民上来玩，方哥根据不同对象对他们讲有病请医生治疗的道理，实际上是向他们宣传无神论。
我到东方小学读书不久，他就参加党组织活动，而且很积极，什么事都抢着干。他读书认真，成绩优秀，还组织同学学游泳、喊口令，与其他同学讨论形势，传阅进步书籍。有一次，在青年人如何进行思想修养的讨论会上，他就青年怎样活得有意义发了言，观点明确，说理充分，表现出惊人的演讲才能。平时放学回家，他常向大家讲解革命道理，讲时十分严肃认真，讲到紧要处就用右手食指敲一下桌子，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42年夏天，我们从东方小学毕业，正值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但蒋介石却掀起反共高潮。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志于这年春天被捕。日本鬼子在7月11日再次占领了温州。玉环党组织要了解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情况，方哥都积极参加，从不考虑自己的安危。王咏樵同志弄到几支枪，他就自告奋勇与其他同志一道将枪转移到隐蔽地方。听说外塘老麻江根（国民党乡长）要破坏革命活动，他设法通过亲戚关系去了解。他打听到毛礼智（国拣）家在温岭白石头山头，那里是便于打游击的地区，就主动与其交朋友，向他宣传革命道理。后来，毛礼智为革命出了不少力。我们考初中回来，听说温州已被日本鬼子占领，楚门党组织决定派七个人以抗日青年服务队名义宣传发动群众。逢吉（即谢劳）和方哥自荐带队，出发前作了动员。我们带了两支枪先到塘垟，后到筠岗，翻山越岭到农村向群众宣传日本鬼子的凶残，宣传保家卫国人人有责的道理。我们边走边宣传，5天后到了芳杜后山，听说日寇已撤离温州，我们决定返回学校。虽然我们不懂得发动群众的方法，但是经过这几天活动，我看方哥和逢吉的组织能力不弱，也对这一带山区有了些了解。这为方哥1948年带部队到那里活动打下了基础。有一天，他到总部对我说起：“想不到那次瞎转转，还挺有用呢。”
离家打游击
1944年秋季，日寇频繁骚扰温州、台州地区。国民党军队采取不抵抗政策，听说日本鬼子来了就逃之夭夭，而对共产党则想尽办法消灭。浙南一些中学向学生散发“共产党破坏抗日”的谬论，在学生中积极发展三青团员和国民党员，还暗中监视进步学生，破坏学生关心时局的活动。为了抗议校方的无理做法，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温岭中学、乐清淮南中学、温州瓯海中学学生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举行了罢课斗争（闹风潮）。结果，我所在的淮中校长吴自清被迫答应学生可以在完成功课后搞些学术讨论活动。但学期结束时（那学期结束特别早），这些学校当局却宣布开除一些学生的学籍，方哥也从此结束了在温岭中学的学业。
闹风潮前的暑假，我们除了在家干农活，还经常到东方小学去，阅读进步书籍，参加东方小学校友会活动。有一次，他对我说要到芙蓉山里去，说看看那里怎么干的，还说自己在中学读书不会多久的，总要出去拿枪杆子，改变这个腐败的社会。我赞同他的意见。隔了十几天，他对爸妈说到同学家住几天就走了。我送他到前牌渡河。他再三嘱咐我：“绝对不能讲，那里情况怎样，我回来详细告诉你。”我点头答应。家里人问起，我说他到黄岩同学家去了。那次比较顺利，去了半个月就回来，向我介绍了山里同志们的情况，说一些同志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怎样打败顽军的英雄事迹。那时，王大姐（关小娴）还埋伏在我家楼上。我们一起谈起这些情况都受到鼓舞。
1945年春节后没几天的清晨，他对我说，上级决定他到游击队去，第二天就得走。我说：“我也去。”他坚决不肯，劝我不要走，并说等到明后年一定叫我去。他的理由：一是打游击艰苦得很，我年龄小，个子又小，出去会吃不消的；二是家里经常来同志需要照顾，帮助办些事；三是我家只有一个男孩，走了爸爸会到处找，弄不好会暴露党内一些同志的；四是淮中的一些进步学生被开除了，校方因我年纪小没有开除，应利用这个条件搞革命工作。还说游击队活动就在雁荡山区，还可以碰面。在学校活动中碰到问题，可与雁荡三折瀑那家同志联系，党会给予指示。并告诉我在家乡怎样干，逢吉会找我的。我勉强答应。他把材料和书籍交给我保管，并要我保证不会丢失。我帮助他整理东西，带上一双布鞋、一套换洗的夹衣裤、一条毛巾和几本书。我劝他多带些东西，他说到部队后会有的。那一天，不知怎么有那么多的话，整整谈了半天，直到我妈叫我吃饭才离开。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就起床，先跑到他那里把小包袱拿出来放在屋后稻草堆里，然后把交给我的材料（有毛主席的《有关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党的抗日八一声明》，还有陈绍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和有关东北义勇军斗争的书籍）又重新整理了一遍，放在我睡的炕床箱子里。吃了饭，我先把小包袱拿出来，从后门的野草丛中穿过种上紫云英的水田，走到牌头河堤上，他很快跟上来了。他叫我不要送，我不肯，就跳到渡船上，说要送一程。他说革命胜利后总要回来的。
旭日东升，金色的阳光照在河上，显得格外暖和。我们边谈边收渡船绳，很快就到了河岸。那时，前牌到清港要摆两次渡船，一转眼我们又摆过了后牌到清港山嘴头。我们站在那里谈了很多很多，他叮咛我到学校和在家乡都要革命到底，以便将来建立海上游击根据地以后，可以送物资和送情报。他打发我回家，我要送到泗头嘴，他不赞成，后送到清港桥头分手。从清港山嘴头到桥头只有500米路程，可我们边走边谈走了20分钟。
“方哥，你什么时候回来？”
“革命胜利后一定会来!”
“回来干什么？”
“回来把我们外塘变个样，我们外塘人受苦太深了。”
“你走后，二爷二娘一定到处找你，不会放心的。”
“你劝劝他们不要找。我到山里去，那里人好得很，生活不坏，要他们放心。家里到处找，弄不好会惹祸，国民党兵知道会来抓人的。”
“你长期不回来，蒲田后山那门亲事怎么办？”
“现在管不了，将来再说。”
“将来总要建个家呀！”
“当然要，但我们先要使别人有一个幸福的家，然后再建自己的家，我们不是看过东北义勇军和晋察冀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书吗，多少同志为了人民利益牺牲了而没有建立小家庭呢。”
“干革命，总难免要牺牲的。”
“是的，我是有准备的，争取活着看到全国胜利，必要时我是不怕流血的。”
他接着又反复向我交代了前牌要同哪些人接近，应做哪些人的工作。他一再催我回家，我才把包袱交给他，等到他翻过泗头岭看不到人影我才回家。
他走后，我一直惦记着。大概等了两个月，有同志告诉我，他已被任命为永乐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指导员，我才定了心。然后把他参加游击队的情况告诉父辈，让他们放心，对其他亲戚则保密。到1946年浙东游击队北撤后，方哥也到海岛活动了，二伯父才把方哥“当三五”的事告诉了亲戚朋友。
公而无私
1945年初，他与金城同志率领队伍到乐清湾活动。除了有时上岸到陆地做工作外，基本上都在海岛上。经常住在大青、小青等几个岛屿，组织渔民开展反苛捐杂税和抽丁、扣船活动，打击海匪抢劫和走私，为总队增加经济收入。后来自卫总队改为括苍支队，他任中队长，直到牺牲。
他在海上活动，离家乡不远，中队的人经常到外塘。二伯父、大哥等也秘密地去过大青岛，有时用船把岸上买的东西送下海，有时把一些人接到岸上来，我家成为海陆交通联络站。多数同志是夜来夜去，个别也歇歇脚，睡上一夜才走。时间一长，家中难免要增加一些经济支出。面对这一情况，二伯父曾想借游击队之势搞点收入，如收买海上缴获的便宜货，或到游击队拿点食品。方哥知道后很恼火，除找二伯父谈话外，还曾给我写过一张条子，叫我好好开导家人，对革命要真心实意，要满腔热情，使同志们感到好像到自己家似的温暖，绝不能发革命横财。1946年，王大姐因病到我家打埋伏，家里尽量在生活上给予照顾，但方哥不知道从哪里听说，就托人带上信来说：“应永远这样，对革命要毫无私心。”
1947年，我在地区“红”了（敌人已察觉我是共产党的人），组织上决定让我到总部去。到了三支队青训队当事务长，负责全队的后勤保障。这可难死我了：一是我在家根本不懂得怎样料理家务；二是什么东西（如粮食、柴火）都要靠我通过地区同志想办法供给，每到一地连烧饭的锅都要向基本群众借；三是活动的地方方言不通，群众听不懂我讲的话；四是队长都是青年学生，提意见很厉害。原先每个学员发给一条白色包袱布，为了使夜行军不暴露目标，我想把白布染成蓝布，托人到柳市买了一包染料，然后借群众的锅煮染。因为事先没有浸湿就下了锅，所以染起来一片白一片蓝，像斑马似的。队员们讲了许多“怪”话，我气得几乎要哭。恰巧方哥到总队开会，我向他反映了这个情况，并向支队领导要求另选他人。方哥狠批了我一顿，说：“干革命哪能讲价钱，叫干啥就干啥，有了困难绝不能害怕困难。现今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要解放全中国，哪会没有困难？如果见困难不去解决，那还算什么共产党员！”他还向我介绍了括苍山区一些烈士的事迹，要我好好向他们学习，为人民事业贡献一切。并说他会设法转告家人，说我在游击队干得很好，让家人放心。经他一说，我才打消了调动工作的念头。
在虹桥战斗前夕，他到电台坐了较长时间，共同谈论革命的大好形势，说东北战场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其他战场也将取得巨大胜利，“打到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就要实现。我问他全国解放后准备干什么。他说：“党分配干什么就干什么，但从个人愿望来说更希望能再读几年书。”他说我们读的书确实太少了。后来，我问他当年东方小学的那个同学还在不在？方哥很生气说：“这个人真要命，到部队不久，分配他当供给员，嫌官太小，曾三番两次找我要给他改为排长，我批评他，共产党员要不为名不为利，你整天想当官像什么话。后来他想不开，加上想新婚的老婆，结果开小差走了。家乡来人说，他游了30里海路，把水声说成有人追他，吓得要命，到了家就发神经病了。”他接着说：“这里有一条教训，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光想个人不要集体利益，必然会被革命所唾弃。”他谈到家乡有人曾叫他为“狗”说情（游击队确定打击的顽固反动分子），他坚决予以拒绝：“只要是敌人，我们怎能手下留情呢？革命哪有给我们这份权利啊？”这些话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中。
他热爱中队，热爱战友，对战士关心体贴，打起仗来勇敢地冲锋在前，所以战友们都很爱他。他中队的同志每次到电台玩，我问起他的情况，都无不称赞。方哥却说：“我们中队的同志可好了，离开一天就想他们。”事实证明，他同战友们感情很深。他在虹桥战斗中牺牲的消息一传开，全中队的同志都流下了眼泪。战士不顾一切冲到射中他的敌人的碉堡前，将手榴弹塞进枪眼，炸死了守敌，为他报了仇。
方哥离开我们已有38年了，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
1987年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