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浙南游击纵队改编为浙江省军区警备第一旅，纵队司令员龙跃同志率我等14人奉调到省委及七兵团司令部工作。临走前，我向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告别。那时阮禾秀同志在二团三营当营长，因他不仅是我同乡，而且是同学、好友，所以更属告别之列，比别人道别显得特别真诚、亲切。当时还蛮有把握认为，“再见”的诺言一定会实现。 
　  第二年，党诞生29周年纪念日刚过不久。有一天，我正在七兵团报话队讲课，陈根秋同志找来，告诉我禾秀同志在保卫洞头岛的战斗中牺牲了。一闻噩耗，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为我党失去一位好党员，玉环人民失去一个好儿子，自己少了一位兄长、知己感到悲哀。唯一的只有托人转告他的爱人和亲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完成烈士未竟的事业。 
　  今年8月1日，是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纪念日，也是阮禾秀同志牺牲37周年。为悼念他，我把阮禾秀同志在淮南中学读书时的情况作了回忆： 
　  1941年底，我到楚门东方小学读书，很快就结识了阮禾秀同志。他年纪比我大，但年级比我低，表现却比高年级同学活跃。不论宣传抗日、游泳、长跑比赛，他都参加，是学生骨干。不久，我发觉他读书很用功，除学习本年级课程外，还自学高小毕业班的课程。问他为什么?他总是说，“按我的年龄应该是中学生。由于小时读书晚，我要靠自己努力争回这段岁月。”1942年秋，他终于以同等学历参加考试，被乐清雁荡淮南中学录取，成为中学生。 
　  淮南中学坐落在雁荡山麓，前身是宗文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小有名气的学校，老师知识水平比较高，教学管理也比较严，不少老革命在那里求过学。像后来担任括苍支队支队长的周丕振同志，在抗日初期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前，就是这所学校的学生。1939年入党的东方小学校长王咏樵同志也是该校的毕业生。我读初中时，先在温岭新河授智中学，后转学到淮中，与禾秀同学在一起。那时，学校在响岭头，是进入雁荡主要风景区的大门。校前有一条长年清水潺潺的大溪，前后左右有高耸的峰峦，上有不少奇形怪状的岩石，环境相当优美。所以，凡初到那里的同学，无不漫游几天雁荡山后才得安下心来。唯有禾秀同学不一样，他从进校门即一头扎进书本潜心学习。课余或星期天，同学们经常看到他一个人坐在溪边石头上，两脚浸在水中，聚精会神地看书，做练习。同学们问他为什么不去走走，他总说：“我基础差，功课跟不上，哪有玩兴。”他勤学好问，有了问题，总要打破沙锅问到底。那时，陈校长已60多岁，兼教数学，禾秀同学就常去问他。时间长了，陈校长对他的钻劲很赞赏。1945年，他离校养老后，一次回校走走，碰到我还打听禾秀的情况。经过一个多学期的努力，到第二学期下半段，禾秀的学习成绩就上升了，成为班中拔尖生。他写过一篇文章，登在校报上，大家看了都说“好”。他读书还有一个特点，听课做记录格外认真，下课后还常重新整理，加深记忆。他把复习称为“摸田”。 
　  我们从东方小学出来不久，就建立了东方校友会，到淮中后就以这个名义吸收新老同学参加。后又建立读书会，扩大范围，只要玉环人均可参加。除禾秀和我外，还有郑云卿、俞金江、吴江、林建勋、谢振昆、冯韵萍、徐雪涵等，经常在一起活动，后又吸收了胡少华及吴绵文等。我们学习革命书籍，搞社会调查，编排文艺节目，广交朋友，促进同学感情。在活动中，禾秀相当积极，赢得大家的信任，有较高的威望。 
　  1942年，当时的乐清县委委员郑梅欣同志到山区开辟工作，有时住在三折瀑郑定志家——郑定志是响岭头村支部书记，抗日战争初参加革命。他家在1948年初被国民党军包围，两个儿子被捕，大儿子被枪杀，小儿子释放回家病故。郑定志于1967年病逝。其爱人现92岁，那时我们都称“妈妈”。有时住在大龙湫群众家。我们几次受召到三折瀑去会见他。被召见的主要是叶龄银同志在玉环建立的浙东抗日青年救国会的会员。我是被谢劳同志单独吸收的。郑梅欣同志向我们讲革命道理，介绍浙东浙南革命形势，交代如何在同学中开展抗日宣传。为防万一，他还带我们到山上偏僻处开会。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到灵岩寺，后又上仰天河；有一次到牵牛洞，汇报学校中各方面的情况，研究怎样把淮中的革命活动更好开展起来。禾秀同志参加这些活动很认真，常常把梅欣同志讲话的主要精神记下来，而且发言时喜欢打冲锋，有啥讲啥，干脆利索。 
　  从此，我们在学校的活动更加火红，采取了各种办法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如秘密传阅党和抗日根据地的进步书籍《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论修养》、《红军二万五千里》、《八路军在晋察冀》、《东北抗日义勇军》；成立“抗日少年训正会”，创办《原野》月刊（不久改为《野火》，1945年我将此刊改为《星星》）；出墙报、演活报剧、唱革命歌曲、组织抗日故事演讲会。禾秀同志讲述赵一曼在东北抗日的故事，我讲过七人坑（日寇活埋我同胞7个人），在同学中影响很大。库尔斯克战役后，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关心，常找一些同志开研讨会。如有一次利用星期天在静寺（淮中分部）后山沟开会，参加的人较多，连乐清的何凝白、林淑珍，温岭的王林夏，黄岩的杨一峰等都参加了。许多同学讲了话，禾秀同志也讲了话，中心议题是东欧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青年在这个时刻应该怎样站在斗争的前面。这是一次很好的自我教育活动，在同学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4年开学后，禾秀成为班级的副班长。云卿同志与蔡熙同志（他在芙蓉雁西能仁寺一带活动）建立了正常的联系，也与郑梅欣同志保持着信件来往。这样，我们淮南中学的活动条件就更好了。4月，玉环地下党楚门知青支部书记谢劳同志专程来淮中发展云卿同志为党员后，云卿同志就及时向我们传达上级指示。所以，我们的活动就更有计划了。这时，我们就把抗日宣传的范围扩大，不仅面对全校同学，而且也面向少数青年老师。宣传重点也慢慢放在揭露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上。禾秀同志利用班干部的身份，常找同学开小型座谈会，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同年下半年，苏军收复全部国土，德、意法西斯已处于穷途末路的境地。日本侵略者眼看自己也要彻底失败，却仍要垂死挣扎，企图打通平汉、粤汉铁路，又在我浙江沿海地区大肆骚扰，竟第三次进犯温州城，并占领了乐清西乡。中共乐清县委根据这一形势，迅速决定广泛开展全县的抗日斗争，并筹划武装力量。正在此时，国民党也趁机发展反动党团势力，淮南中学在校长吴子卿主持下，拼命推行乐清县党部在学校中大批发展国民党和三青团员的计划。我们得悉后，即火速作了研究，在云卿和禾秀的领导下，在同学中进行个别谈话，劝阻他们参加三青团，抵制国民党县党部计划的实现。当时，有一位同学是玉环芳杜人，报名参加三青团，云卿即叫禾秀去做该同学的工作。虽然该同学由于家庭出身的影响，最后还是参加了，但由于禾秀同志的谈话，他参加后比较谨慎，没有发现他做了什么不利人民的事。1946年，我在芳杜岭头窝做地下工作时，在交谈中他反复说：“我是不会忘记禾秀那次指点的，决不会做坏事的，请你放心。” 
　  同年11月，吴子卿发觉我们的活动，极端恼火，除派三青团骨干分子调查摸清我们的情况外，还单独找阮禾秀同学谈话，要他停止活动。遭到禾秀同志拒绝后，吴气急败坏，即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训话，鼓吹“学生只需埋头读书，不必过问外界世事”，并拿“谁出了问题被政府抓去，学校一概不负责”的话来吓唬大家。他训话后不久，传来了温岭中学开展反独裁争自由的罢课斗争，瓯海中学为反对日本侵略也进行罢课的消息，我们在云卿和禾秀的领导下，当晚即召集会议，确定既要利用各种宣传形式揭露吴的阴谋，批驳他的言论；又要采取实际行动，在全校部署罢课斗争。经过串联，很快付诸行动。除一二个班级外，全校其他班级都罢了课。在罢课斗争中，禾秀同志表现出杰出的组织才能。他主动担任学生代表，与校长、教导主任进行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提出学校必须开设形势课，要让学生走到社会中去的要求。他还把同学一个队一个队地组织起来，给大家布置如果国民党派军队来镇压，怎样周旋如何疏散的对策。这次罢课先后时间一个星期，最后以校方勉强答应不阻扰学生搞抗日宣传而告终。学校恢复上课一个多星期，就宣布提前放假。第二年开学，学校出布告，宣布开除阮禾秀、郑云卿、林建勋学籍。就这样，禾秀在淮中只读了两年半就离开了。 
　  1945年2月，我送堂兄存邦去游击队，在清港桥旁，得知与他一起到山里去的还有三个同志。当他提到禾秀时，我曾问：“他是有家眷的人，能丢得下？”存邦说：“你知道他的脾气，对革命是一心一意的，哪能留恋小家庭？”以后的事实完全证明，他自参加乐清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起，在战斗中英勇顽强；在做地方群众工作时细致认真，真是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这是所有与他共事过的战友公认的。1945年10月7日，郑梅欣、仇雪清同志率二三百名游击队员到淮南中学参加校庆，梅欣与雪梅同志讲了话，我也以学生代表身份讲了几句话。禾秀、建勋、存邦等也都来了，他们腰上别着一支驳壳枪，精神抖擞，对同学们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在聚谈中，禾秀同志向我们谈了虹桥起义后部队武装力量壮大的情况和一些战斗经过，说得有声有色，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此外，他从小就注意锻炼身体，小学时喜欢游泳，爱长短跑，在比赛时常占鳌头。到淮中，他除完成老师要求的体育训练外，还充分利用雁荡山的有利条件，自练爬山和越野竞走。响岭头后山，老猴披衣山，从三折瀑到一折瀑近7里的山路，曾留下他无数的足迹。持久的锻炼，不但使他体格强壮，而且走山路的本领也高出其他同学。这对他以后打游击确是大有益处。1949年初，我从特委返回括苍支队当电台台长，他在三中当中队长。他来我电台玩时，说起他爬山的情景，开玩笑地自夸：“我是火眼金睛，有先见之明。” 
　  他善于用脑，不轻易发脾气。因为他结婚早，同学们感到他少年老成，都把他当作大哥哥看待。有的同学碰到困难就找他商量。他好打抱不平，对蛮横无理的人，总想法教训他一番。有一个姓颜的同学，仗着自己个子高，家庭富裕，多次欺负一个家里比较贫寒的小同学。他看不过去，就主动出面干涉，使姓颜的不得不住手，还有另一个同学对一女同学好感，追求她，女同学因年少又怕影响读书，予以回绝，他认为丢了面子就公开招摇诬蔑女同学。禾秀知道后非常恼火，就约了几个同学，把他叫来好好整了一顿，批评他品质不好。由于这样，有的同学就称他为“阮三哥”，好似梁山泊上的一条好汉。 
　  禾秀同志对同学特别关心。虽然当时他的经济条件过得去，但在淮中读书他还是很节俭，从不乱花钱。而当同学有困难时，他却能解囊相助。如大荆一位同学家庭困难，付不起学费，他就拿钱帮助那个同学。后来，禾秀同学离开了学校，该同学多次叨念他。1943年，我得了痢疾，人乏得要命，他经常照顾我，并常买一些水果给我吃。我直到今天都还记在心上。他热情好客，自1942年暑假直到他上山，三年内几乎每年暑假都有不少同学去他家玩。我因姑婆在塘垟，与他家只距几百公尺，去得就更多。他全家都很客气，叫你简直觉得比在自己家都还温暖。他到我家来过两次，既有礼貌，又好劳动，我80多岁的老母亲到现在都还记得他。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禾秀同志和我在淮中一起读书至今已有40多年，他为人民利益光荣牺牲也已有37年。作为他的同学和战友，我一定要继承他的遗志，在有生之年为共产主义事业多作贡献，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