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夏，我们面临小学毕业。那时抗日战争正处在最困难阶段，国民党反对派不时掀起反共高潮，内忧外患交织，国无宁日，民不聊生。我们的出路何在？正当我们徬徨的时候，董仲升先生指导我们抉择了继续求学的道路。
我们同学中，林建勋、吕光贤、周芳斌3人考上了乐清雁荡淮南中学；阮积鋆和我投考本县的简易师范学校。开学之前，我们临别赠言，互相勉励，要求加强联系。
建勋、光贤、芳斌在淮中的同班同学中，郑云卿、阮禾秀和俞金江等是楚门东方小学毕业的学生。他们在东方小学受过共产主义的“洗礼”，启蒙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郑梅欣和蔡熙等同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观点相同，志同道合，因此很快就成为挚友，不时在一起抨击时政，议论形势，后来就逐渐地谈到如何寻找党的组织问题。
由于经济原因，1943年春，吕光贤和周芳斌转学到玉师。分别时，周、吕要求“找到党组织不能忘掉我们”。
1943年清明以后，正是春光明媚、风和日丽的时节，来了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郑云卿、林建勋、阮禾秀等同学根据括苍地区地下党的指示精神，给吕光贤寄来了《抗日少年训正团（会）简章》，要求在玉师建立组织，开展工作。抗日少年训正团（会），是当时我地下党领导下秘密进步学生组织，是括苍地区学生运动的产物。吕光贤邀集周芳斌、阮积鋆和我三人，读了林建勋的来信，学习了“简章”，统一了认识，我们四人一起参加了组织。从此，抗日少年训正团就在玉师诞生了。
玉师的抗日少年训正团（会）直接与林建勋联系，为保密起见，建勋将我四人名字以方言谐音，组成“浙江典兵”。“浙”即积鋆，“江”即光贤，“典”即典池，“兵”即芳斌。“浙江典兵”一词，前是地名，后象人名，在信中书写好象我们的另一位“友人”，在通信联系中一直未被外界觉察。
玉师抗日少年训正团（会）根据括苍地区党组织的指示开展了活动。当时，我们的活动场所主要有两个：白天常在附近山上几处坟坦活动，晚上大多在吕光贤、阮积鋆的宿所（三合潭北山一座民房楼上）。活动的内容也就是训正团（会）的主要任务，即团结进步同学，进行马列主义启蒙教育；宣传抗日、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我们做了如下几项具体工作：搜集进步书籍报刊，在进步同学中传阅；研究发展对象；主动接近进步同学，向他们宣传抗战形势和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实质，启发他们的觉悟。在此基础上，研究江昌瑞等为发展对象。
我们的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在玉师1946年这一届（即玉师第一届）的进步学生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成绩显著。我们在总结会上深深地觉察到一条时代的规律：成功是顺着时代的进步脉搏向前跳动的。进步的书籍、革命的思想就是这种向前跳动的力量。知识就是力量啊！
1945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头，也是我们四人生活中值得庆幸的一年。1945年1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林建勋同林存邦、郑云卿、阮禾秀、俞金江、陈清和等6位同学参加乐清人民抗日游击队，当了“三五”。乐清游击队从上到下都亲切称呼他们为“玉环娒”①。六个玉环娒的“上山”对我们影响很大，在组织上成了我们的先行者。
9月，抗日战争胜利。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胜利、和平的喜悦之中，却传来了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的消息。在这错综复杂的日子里，抗日少年训正团（会）的前途将欲何往？
10月中旬的一个中午，林建勋和阮禾秀两位同志受“山上”首长的委托，来到光贤家，邀请“浙江典兵”下海见见面，谈谈情况。我们真是喜出望外！
傍晚，我们六人登上舢板，由张加能大叔摇船到江岩岛。江岩岛是瓯江口的一个小岛，岛上只有几户人家。但这个小岛却像天上的一颗小行星，在它应有的位置上发出闪闪的亮光。它是我们海上根据地之一。我们将在这个小岛上亲眼目睹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传奇般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我们将第一次亲耳聆听共产党的地区负责人传达党的指示。
在张加能大叔的小茅屋内，乐清中心县委委员、海上部队领导人郑梅欣同志接见了我们，在座还有陈才和黄中胜等几位同志。郑梅欣同志一见到我们就象老熟人一样地与我们攀谈起来。他说：“以前虽然没有见过面，但知道你们的情况，这次欢迎你们来谈谈，以便开展下一步工作。”梅欣同志滔滔不绝地从粟裕同志挺进浙南谈到刘英同志不幸就义；从浙南革命斗争的片段历史谈到近几年括苍游击队的艰苦历程……英勇悲壮，激动人心。接着，谈话进入正题，梅欣同志着重谈了制止内战，重庆谈判的意义及今后的任务。他说，随着形势的发展，抗日少年训正团（会）的使命已经完成了，现在要建立“青年民主研究会”组织，其性质和抗日少年训正团一样，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秘密的进步青年学生组织，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教育群众、组织群众起来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制止内战。党组织决定由林建勋同志直接指导玉环简师青年民主研究会工作，吕光贤同志为主要联络人。
当时，我们“浙江典兵”四人还不是中共党员，只是一般的青年学生，然而，大河不拒细流，党的组织对我们四人的微薄力量非常器重，把党的任务和方针都与我们亮了相，并对我们赋予重托和寄予希望。因此，我们也将心灵的倾慕和理想的追求向党组织交了底——我们信仰共产党，我们愿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①娒念mēi，当地方言对小孩的昵称。
我们足足谈了一个通宵。一个晚上的见闻，使我们的认识来了个飞跃，我们看到了平时看不到的东西，我们体察到以往想不到的哲理。听了负责同志介绍党的战斗史，看了他们生活的情况，我们深深感到实现共产主义不是口头上的豪言，需要的是实践——吃苦、勇敢，甚至随时准备付出断头的代价。
海上回来，我们的思想按上“共产主义”这个指南针，将朝着这个方向学习、工作、生活。
玉师青年民主研究会以读书会的形式在进步青年学生中开展活动。提倡读书，这对于青年学生很有号召力，我们把它作为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工具，作为引导青年学生政治上走向进步的桥梁。活动一直延续到1947年下半年我们从玉师毕业上山。
开展读书活动，首要就是搜集书籍。只有书，才能吸引青年人，满足他们求知的欲望。否则，读书活动将会是一句空话。研究会把搜集书籍的任务交给了我。办法有四：一、借阅，向老师、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借阅；二、交流，发动同学有好书互相借阅传看；三、接受馈赠，某些进步老师向读书会赠书，董仲升先生曾将小学时借与我们阅读的书籍，大部分赠送给读书会，如《八月的乡村》、《茑萝集》、《大众哲学》等；四、购买，经费靠我们这些“同仁”慷慨解囊，同时也发动经济条件优裕的学生自己购买。没有几个月，我们的书籍、报刊已有相当数量，有文学的，也有政治理论的。文学书籍大部分是小说，也有剧本、游记。理论书有哲学、经济学和青年修养等。这些书有中外文学名著，也有马列经典著作，还有报纸，主要是《文汇报》②；期刊有《世界知识》，苏联的《时代》、《新闻类编》，也有我党地下刊物《周报》、《文萃》等。
搜集书籍最困难的是购买这一关。不但有经济上的困难，而且有政治上的风险。经济上的困难尚好些，有钱就买，没钱就等待，钱多多买，钱少少买。政治上的风险却是很棘手，我们买的都是进步书籍，在邮购过程中不但会被国民党检查机关没收，而且还有坐牢办罪的危险。在这项工作中，我们特别感谢胡德明同志（现在龙泉县交通局工作）。胡德明同志利用当时在上海工作之便，冒着一定的危险，为我们买了好多属于查封之列的书，如《马克思传》、《卡尔·马克思》、《白毛女》等。不仅如此，他常常还在微薄的工资中抽出一部分来购书赠与我们。他的工作很出色，1947年下半年我上山后，他还替括苍部队买来书籍、文娱用品（如口琴等）和誊写油印器材等。至今，我看到保留着的《北方木刻》（反映延安军民生活）时，感谢之意犹生。
1946年1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内战全面爆发，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国民党玉环县政府对玉师也“关怀备至”起来。值此关头，三四月间，吕光贤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到海上向梅欣同志、建勋同志汇报情况请示工作。
吕光贤同志回来后，我们遵照党组织的指示积极行动起来，做了如下两件事：一是扩大组织成员，发展了李杰华、应汝源和江昌瑞等人入会。二是组织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联系实际刊出墙报。墙报的中心内容是宣传民主、和平，反对独裁、内战。所有会员人人动手，每人至少写一篇。吕光贤、李杰华主编，应汝源负责版面设计，我画版头、漫画、插图。
我们写文章的水平不高，可以说是“半瓶醋”，对于《新民主主义论》精神实质的理解——就在今天，还有许多地方不深不透，何况当时？可是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文章在玉师却起了“锣鼓”和“筛子”的作用。所谓“锣鼓”作用，是指这期墙报确实在玉师敲紧了争取民主和平、反对独裁内战的锣鼓。至于“筛子”作用，就是筛出了某些人的观点和立场。墙报的刊出轰动了全校，校里有的师生对这期墙报保持沉默；有的暗中表示赞赏，如数理化教师罗邦成先生、教育学教师顾露莹女士等态度很明朗；但也有几位教师却很反感，甚至挖苦、唾骂，如四六届语文教师兼级任导师林恩植等，说这期墙报是“赤化宣传”。他在上语文课时借题发挥，进行恫吓。他说：“赤化分子想借墙报搞赤化运动是办不到的，用争取民主做幌子来反对当局，这个手法蒙不住我的眼睛，我是什么人，我是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手下工作多年的人。”林恩植这个反面角色登台亮相，自报了家门。我们决定针锋相对地给予揭露。于是，向党组织汇报了我们的想法。林建勋同志回复要我们注意斗争策略，选择时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还击。当时，我们正在毕业考试前夕，不便大张旗鼓地对付林恩植，以防他在毕业问题上陷我们于被动。
毕业考试完毕，拿到了文凭，同学们兴高采烈，一面聚餐宴请老师，一面赠言留念。这时，我们可以说无事一身轻了，放开手足言欢谈别，同时也准备给那位顾祝同手下的“亲兵”——林恩植先生一席“赠言留念”，以示回报。吕光贤和李杰华两同志起草传单，揭露林某的其人其事，劝告低年级同学不要听其蛊惑人心的说教，号召把林轰出玉环。传单最后一段是“逐客令”，大意是：本县地薄人穷，民脂枯渴，敝校庙堂太小，难容大神，我等不堪顾将军心腹名将林恩植先生无用武之地之苦，祈请恩师驱驾别处高就，恕不挽留。传单有的放矢，把林恩植的真面目揭露得淋漓尽致，使他声名狼藉，最后孤家寡人，卷起铺盖滚出了玉环。
面对这场风波，国民党县政府当局非常敏感，但处境十分尴尬。因为：其一，不能自打嘴巴。在一个月以前，国民党县长姚莲生给玉师学生讲话时，也唱过和平、自由的高调。说自己在学生时代也曾立志为争取民主“献身”，所以他非常“热爱”学生，“同情”学生，“支持”学生。如今他的慷慨陈词，余音绕梁未消，怎能眨眼之间来反对学生争取民主和平的呼声？再则，林恩植自我亮相太露骨，讲话失策被动。对于民主、和平，国民党在表面上亦常有叫喊，我们的墙报《笔谈民主》，并无反对当局言词，林妄扣“赤化”大帽，理由不充分，实在站不住脚。其三，是丢卒保车。国民党县政府对我们的墙报，内心是很恼火的，但没有抓住“把柄”，林又弄巧成拙，如果把事态闹大，反而向上面不好交代，要被责之“剿共不力”，“戡乱失职”，不如怪林恩植治学不当，辞职返里为妙……我们胜利了，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品评初战获胜的果实。
玉环简易师范学校虽然只是东海边隅的一所初级专业学校，条件不甚优越，但毕竟是知识的摇篮，百花的园地。我们从这里由家庭走向社会，从幼苗到开花结果。四年的学习生涯，求学与革命结合，构成了我们生活的旋律。求学，获得知识，走向社会；革命，认识了社会，政治上有了目标。就这样，我们这几株玉师百花园中的弱小幼苗，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茁壮成长，绽瓣开花，为祖国的大好河山点缀上一星半点的色彩。
1984年4月9日于北京
②民盟机关报，常刊载我党主要新闻文章，1948年被蒋介石当局查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