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50年前的事了，国家正处于生死存忙之秋，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掀起救亡的浪潮，也或多或少的冲击着我们这边陲海隅的小县城。尽管我们那时还很不谙世事，但在进步教师的启蒙下，“革命”两字却确确实实在我们的心中有了清晰的投影。在人生的黄金时代，我们这批年纪相仿的同学做过许许多多美丽有趣的梦，现在看来有些事是那么的幼稚可笑，那么的平淡无味，但在当时，却是我们这代青年真实思想所致。所以，人生中一些所谓的大事竟随着时光流逝而烟硝云散，而一些区区小事尽管经历了年岁的磨损却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记得在1936年的夏天，我失业在家，大哥介绍我到洞头学艺。没多久，就连续接到杨炎宾、陈增佳、董南才等同学从玉环县城发出的五六封信，催我迅速回玉城。但什么事未言明，我十分着急。大哥不同意我回家，自己又身无分文，一时难以成行。直到气候转凉，在洞头失业时，大哥才答应送我回玉环。一到家，我就跑去询问同学多次要我回家的原因。杨炎宾说：“当时董仲升先生要我们一班人借关帝庙（现县委党校）以立拳坛为名，组织“民先”，开展活动，所以要你回来共同工作，现在已经没有活动了。”我很遗憾自己没能赶上参加这个先期的“民先”组织。至于1938年又复建“民先”组织，那是后事。 
　  1937年一个夏初的夜晚，我和增佳、能和、义夫等几位同学在民教馆（文庙里）与董仲升先生交谈时，董先生道：“我们搞抗日救亡，光靠宣传还不够，以后主要是靠武装斗争，可能大家今后都要拿枪杆子，因此不懂得射击知识不行，我现在借来几杆枪和几发子弹（后来才知道是董先生向县党部借来的），明天上午带你们去龙潭坑学习射击。”我们都没有摸过枪，对练习射击都感到很新鲜，很高兴。 
　  次日上午7点钟光景，我们在民教馆集中，董仲升先生拿出两支步枪（据说是广东造小口径）、一支驳壳枪，交给大伙，便一起出发到三合潭里面的龙潭坑去，在那里选择了适当的地点，指定一块岩石为目标，大家轮番对目标进行瞄准射击。 
　  在这次学习射击中，由于我们都没有军事知识，不会用枪，因而出了不少洋相，我们4个同学各放一枪，没有一人能击中目标，最好的一发子弹，打在目标半市尺之外，有的子弹竟不知去向，在目标周围根本找不到弹痕，子弹射出后，各人都发了一阵呆，更不知道要退下弹壳。更可笑的是董先生打连发驳壳枪时，也像我们打步枪一样，把枪放在眼皮底下瞄准，结果，一发子弹射出时，由于惯性作用，枪把擦破了面皮，搞得满脸是血。通过这次学习实弹射击，大家体会到，武装抗日并不那么容易，最起码的要掌握射击技能，否则就是空话，因此必须认真学习军事知识。 
　  在30年代中期，我们几个同学小学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失学了，一时又找不到职业，因此就经常去民教馆找董仲升先生。董先生介绍我们看了不少进步书刊，还给我们讲了许多有关苏区的革命故事，尤其是听了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办大学，学生可免费入学之后，在我们年少的心灵中泛起了漪澜。1937年深秋的一天，董南才、陈增佳、潘微宏和我等几个同学，在自学暇间，又谈起自己的前途，大家认为只有到陕北去才有希望。那时候，确有点“少年狂”，说走就走，既不知道去陕北路有多远，也不考虑途中生活如何解决，当天下午4时左右，各人只是带几件换洗衣服，瞒着家人悄悄出发了。 
　  出发的路线，我们选择从北门山（即现烈士墓）上岭北行。当我们一行登上北门山顶时，鸡山洋上空有一片狭长云彩在缓缓浮动，陈增佳同志首先看到这朵浮云，他突然惊叫起来：“看，那边一艘日本军舰驶来啦！”大家不觉为之一惊，举目东眺，确有一艘巨大的军舰，但凝神细看，众人不禁哈哈大笑，原来是一朵酷似军舰的云彩。这件趣事在我的脑海里留下极深的印象。翻下北门山即沿玉楚大路行进，到达楚门镇时已是华灯满街。我们步行3个小时，饥肠辘辘，于是找熟人解决晚饭问题。在广德生布庄遇见在该店当职工的王革新先生，他热情接待，安排我们吃了晚饭，并住宿下来。饭后，王询问我们此行情况，我们从实相告。王听后，颇感不妥，便以长者态度，诚恳地提出许多实际问题，如每人带多少盘费？带哪些行李？要步行几天？乘坐车、船要多少开支？等等，王说的这些问题，我们什么也没有考虑过，只是一心想着去陕北读书。现经他一提，倒也觉得路途之艰辛了，即接受了他的劝告，第二天清晨返回玉城。这儿时情景，在往后的回忆中，竟觉得这个举动是那么的幼稚，是那么的滑稽可笑。但又是那么的纯真，那么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