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玉环县坎门镇，家境贫寒。父亲聪颖好学，是个有抱负的青年，因而得到老师赞助，得以高中毕业，当上了小学教师。期间，与我母亲结婚，夫妻恩爱，生育姐姐和我两个孩子，一家人和和睦睦。后来，他又报考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分配在国民党军队工作。岂料他担任国民党军官后，在外地娶了两个小老婆，就渐渐不顾我母女三人的生活了。
他偶尔带着小老婆回坎门时，也是与我们分开居住。我们上门讨点生活费，小老婆凶恶地说：“哪个是你的父亲？”还唆使父亲打骂我们。因此，我常因缴不起学费而辍学。为解决生活和读书问题，我去割柴禾、结渔网，好不容易断断续续地读完简师二年级。期间，玉环简师地下党组织在同学之间传阅进步书刊，如《彷徨》、《呐喊》、《生死场》等等，又组织同学开展进步活动。我和盛世樵等同志一起排演进步歌剧，参加“恢复四斗六升米，使学生吃饱”的罢课游行斗争。短短两年时间，却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1947年春，经地下党老师帮助，我到坎门镇小学教书。坎门镇小学有党秘密领导下的少先队组织。我在这所学校中又受到了革命的教育。玉环简师读书和坎门镇小学教书，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大转折，使我这样一个年仅17岁的无知女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7年7月初的一天傍晚，我瞒着母亲和姐姐，由党员颜志才同志带到坎门山头一户地下党员家中住宿，第二天天不亮，他带我到海上乘舢舨船悄悄地离开坎门。摇舢舨是加寿同志。同去的有叶见颖、陈必祥、姜秀英（女）、陈继源（他到部队几天后就回坎门，未参加青训班）。船上还有玉环地下党的领导丁世祥和林建勋两同志。他们是我们的引路人。到了楚门，丁世祥和林建勋两同志与我们分手。我们到应圣源同志家吃中饭，又增加了几个同志。饭后再过白溪，到朴头村林小玉同志家吃了夜饭。天黑后，我们又赶路到芙蓉西沿村交通站孔照明同志家。他安排我们在后院泥地上铺晒谷软簟露天睡。
男的睡一边，我和姜秀英两个女同志睡另一边。夜里月亮当空迎着我们微笑，三面环山，一面靠近清江的山村不时扑来阵阵农家田园的清香。我朦胧中憧憬着，庆幸自己将要到达延安式的好地方。可恶的蚊子嗡嗡肆虐，叮咬我们跋涉一天的疲劳身体，使我不得安宁。我与秀英一边拍打蚊子，一边叽里咕噜怨恨如此之多的蚊子叮咬。坐在旁边小板凳上乘凉、悠闲地吸着旱烟的孔昭明同志听到了，粗声地说：“参加革命，还怕蚊子咬！”
他给我上了革命的第一课——革命就应该做到什么苦都不怕！
我们到达中心县委机关，过了几天等参加青训班的人到齐了才开学。从7月到11月初结业，学习内容有政治、军事，如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党员修养、整风文件、游击战术等等。结业时人人写思想总结。学习课程对我来说很新鲜，又似懂非懂。我印象最深刻是周同志上课，他说：参加革命就要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信仰马列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当前的任务就要用枪杆子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为劳动人民求得翻身解放。根据我们目前所处的条件和环境，主要是采取游击战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人民政权。因此，斗争是长期的、残酷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要在任何艰险环境中经得起考验，要打掉牙齿不漏风！他还讲了皖南事变中被俘关在上饶集中营的经历。身在囹圄，却时刻不忘党和革命，以吃红腐乳来纪念党的生日。后来，从集中营厕所的阴沟洞里爬出来，逃离虎口，一路乞讨，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乐清党组织的怀抱，投入括苍人民革命斗争中。革命前辈的讲课与革命经历，让我无限敬仰，也使我深深感到要革命就要有坚忍不拔与自我牺牲精神，这种精神深深留在我心中。
在肚脐山突围战中，七百多敌人包围了我们不到百人的队伍，在没有道路的险崖上艰难撤退时，天上下着雨，又冷又饿，子弹嗖嗖地在我们头上身旁飞过，我一点没有惧怕感。一千多敌人包围单屿门，郑梅欣同志要我和燕征打“埋伏”，我俩坚决要求和部队突围，得到同意，连夜紧跟战斗部队渡海、急行军，翻山越岭，到第二天拂晓才脱离了敌人包围圈，进到太湖山根据地。渡海解放玉环县城，也唯有我和燕征两位女同志，我像老战士一样沉着不怕死。解放温州的战斗中也同样，脑子里根本没有“怕死”两字。在青训班里最大的收获就是端正了入伍动机，懂得参加革命不仅仅是靠共产党找出路有书读，而是要树立起终身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生观。我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都是党和革命前辈教育的结果。
青训班里同志之间团结友爱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行军中男同志帮着体弱的女同志背东西，淌涉溪流时他们来携扶我们，住宿时较好地方让给女同志。我们女同志看到男同志站岗放哨很辛苦，就争着上半夜放哨来减轻他们负担。女同志之间更是像亲姐妹一样，如虞瑶娥、贝丝、叶向荣就像大姐姐一样关心我。班长钱启敏爱护我赛过姐辈。我幼年时，母亲在我左脚戴上只银脚镯，我一直戴到游击队。初到部队的一天午睡时，我梦中感到左脚有什么游动，睁眼一看是启敏同志在摸我的脚镯。我顿时感到，在革命队伍中戴这种东西不合适，马上问她；“我脚上戴这个东西不好吧？”她微笑着点点头。我随即把脚上银镯脱下来放进背包里。1948年，我在三中工作时，叶秀清同志生了小孩，我就将这只银脚镯送给秀清同志的孩子。秀清同志到现在还保存着这只随部队打过游击的银脚镯。
游击队经常转移，而且都在夜里行军。夏天行军出汗多，到达驻地洗澡洗头缺乏条件，女同志头上都生虱子。后来到了有溪水的村庄，启敏同志就带上被单，几个人拉开被单作屏风，大家轮流洗澡换衣服。这样才慢慢消灭了虱子。
敌军不时来围剿，青训班常住深岙高山的茅棚、山洞里。有一次，住在永嘉山上陶公洞，接住洞顶少许泉水，只够平常烧饭用。领导就安排休息天让大家到山下溪坑洗洗，搞好个人卫生。女同志相约一起下山，在溪边洗洗闹闹，好高兴啊！到了罗家寮村，组织文艺宣传演出，群众对我们很热情，拉着我们问长问短，还送来麦饼、马铃薯给我们吃，军民亲如一家。有时轮到休息日，几个女同志凑点钱向当地人买点野山楂、炒蚕豆解解嘴馋，边吃边闹，很是开心。
参加青训班的同志都是夏天出来，来时都很秘密，携带的衣服不多。天气转凉时，赶制一些衣服先后发给大家。大家知道游击队经费来之不易，都是你让我推的。个别同志带来衣服多些，就送给衣服少的同志穿。我就是穿着燕征送给我的一件外衣走上工作岗位的。开小组会时，大家就脱掉鞋子伸进被单里取暖。
结业后，有的分配到地区工作，有的分配到部队工作。我被分配到第三中队，在海上打游击。我真不舍得离开亲密友爱、富有革命情谊的同伴，分别时我哭得很厉害。
事隔40多年了，回忆起这段往事，我心里仍然是无限留恋！
1990年9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