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浙南地区，反动派加紧对我党活动地区进行“清乡”，杀害我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这种白色恐怖笼罩下，党对我经过长时间的教育与考验后，由杨谟同志负责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杨谟同志保持单线联系。党组织指示我的主要任务是：注意隐蔽，潜伏在敌人机关内部（国民党玉环县党部）负责了解掌握敌情，做好我党迫切需要的情报工作。 

　　闯入密室 

　　在敌人机关内部，我可以看到敌人的来往文件，也可听到他们部分谈话内容。我平时密切注意，从中掌握他们的动向。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向玉环直接派驻调查员，在自己的寝室内办公，往来文件全由他本人亲自直接办理，亲自掌管。对他的活动一时难以了解。 
　  1943年底，为了掌握调查员的活动情况，杨谟同志要求我想办法尽早看到调查员手头的文件，搞清楚他的动向和他对我党地下组织的了解程度。我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唯一的办法是秘密进入他的寝室。他的寝室西边靠近我们的办公室，东边紧挨其他寝室，前面是公共通道，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要进入他的寝室需要冒很大的风险。但这是党的需要，困难再大，风险再大，也得想办法办到。为了尽量做得稳妥，不被别人发觉，我密切注意机关内部人员的动态，寻找最好时机。 
　  一个周末的下午，调查员及住在机关内部的人员都回自己老家去了，只有一个工友留着看管机关。调查员寝室房门关得实实，外面没有上锁，用手轻轻推了一推纹丝不动，房门里面已经上闩，难以直接从房门进入。再转到和他相邻的书记长房间门口去一看，房门半开着，与调查员房间相通的房门也是虚掩着。这真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时机。我待最后一个职员离开办公室时，我急忙找到杨谟同志一起返回机关。到了门口，里面已是寂然无声。我先到各处仔细查看一遍，确信无人后，冒险闯入调查员的寝室，很快找到了文件，快速地翻阅起来。因时间不允许久留，我们看后把文件按原样放好，把房门按原样关好出来。刚走到寝室外面的通道上，就碰上从外面进来的工友，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私拆密件 

　　在敌人内部工作，天天和敌人见面，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敌人发觉，不能疏忽大意，鲁莽行事。为了既能经常看到调查员的文件，又能保证安全，我经过反复思考，决定试着在文件送到调查员手中之前先行拆看。因为调查员外出时间较多，文件暂由另一名职员保管，有机可乘。 
　  要拆密件，只能在办公室秘密进行，密切注意外面的细微动静。拆看后，不能露出明显的痕迹。我经过几次试拆，终于取得了成功，增强了我的信心。后来，我就用这种办法监视调查员的动向，随时向党组织汇报，掌握敌人内部情况。 

　　抄录口供 

　　有些情报需要秘密获取，有些情报则需要通过公开合法的途径获取。1946年上半年的一天，杨谟同志告诉我：县政府在坎门抓了两个乐清人，据说是我党的同志，到底是真是假，有无牵连到玉环地下党组织，情况都不清楚，上一天夜里审讯时还用了刑。要求我尽快搞到口供。这口供掌握在有关人员手中，如何搞到手？ 
  我到了办公室后，仔细思量着，只有通过公开合法的手段获取比较稳妥。我借机向监察委员建议到县政府抄录口供，可以较具体详细地向省监委会上报。经监察委员同意，我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堂而皇之地到县政府找负责此事的秘书。秘书见是国民党党部需要口供上报，也就深信不疑，找出全部口供档案让我抄录。就这样，我利用公开合法的办法获得了地下党组织急需的口供材料。　

　　保护组织 

　　1946年下半年，杨谟同志已到坎门小学工作，我的党组织关系转与朱仁禺同志单线联系。一天中午，我刚从机关下班回到家中，玉环简师一个职员告诉我：另一职员在玉环简师厕所间拾到一本共产党的油印小册子《怎样做个好党员》，交给了校长，校长上午送到县党部交给了监察委员，准备上报。问我怎么报？我一听这话，顿时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前一阶段，我地下党活动较为隐蔽，敌人没有抓到什么具体的证据。这次被敌人发现了这一情况，说明有地下党在活动。必须马上采取应对措施，保护组织安全，避免损失。因此，我当即果断而平静地告诉他，下午就将这件事情经过写一报告，连同小册子一并报给县监察委员。 
　  我连饭也顾不上吃，急忙将这一严重情况向朱仁禺同志作了汇报，提议立即转告简师有关同志转移全部文件和一切进步书刊，注意隐蔽，防备搜查。当时，地下党组织还不知道失落油印小册子一事，得到这一情报，马上行动起来。由于对策及时，玉环简师党组织消除了一场险情。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坎门监察员送来一份报告，说坎门小学有共产党在活动，我心中不觉一惊。报告没有指明道姓说那个共产党员在活动，但毫无疑问，敌人对我党的活动已有所察觉。杨谟同志在坎门小学工作，敌人已开始注意，稍有不慎就会有危险。我即去向朱仁禺同志汇报，使坎门党组织避免了意外事变。 

　　供给材料 

　　1945年，杨谟同志告诉我，玉环地下党组织需要掌握国民党监察网组织情报。我根据党组织的要求，将全县监察网组织名单秘密抄好，详细注明监察员的住址和每个区分部的所在地都，连同发给监察员的文件一并交给党组织。转与朱仁禺同志联系时，又将全县国民党各区党部、区分部书记及执委的名单秘密抄出交给了党组织。 
　  1946年下半年，由于我党领导的游击队经常在玉环周围海上活动，国民党政府在夜间实行戒严，行人如无口令则要受到检查。朱仁禺同志要求我搞到戒严口令，以便地下党组织夜间活动。我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设法将口令秘密按时抄出，交给党组织。 

　　传送情报 

　　1947年8月，乐清湾游击队在坎门缴了渔会的枪支，这是我党在玉环港南第一次采取武装行动。这次行动极大地惊动了国民党政府，他们坐卧不安，密谋镇压地下党组织。一天，陈昌镛同志匆匆地赶来告诉我：国民党政府和县党部密谋要逮捕杨谟同志，此事被董仲升窃听到，特地转告我即速通知杨谟离开玉环。我感到情况严重，事情紧急。这段时间，朱仁禺同志经常生病卧床，身体较为虚弱，而杨谟同志与我原来有过联系。我即刻告诉了朱仁禺同志这一严重情况，建议由我去坎门直接通知杨谟同志。经朱仁禺同志同意，我急速赶往坎门，把消息转告杨谟同志。杨谟同志安全出走，敌人的阴谋破产。 
　  杨谟同志离开玉环没几天，朱仁禺同志通知我：现在党组织决定你去乐清参加游击队，近日就动身。从此，我怀着喜悦的心情，踏上新的征途，去迎接新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