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我们部队正在丽水剿匪。一天，突然传来阮禾秀同志在洞头前线牺牲的消息，全连上下无不悲痛万分。尤其是一部分来自括苍老三中的同志，多年生死与共结下了浓厚的情谊，更加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默默地回想着与禾秀同志相处的日子。同志们含着热泪听完了禾秀牺牲经过的报告，激起了对敌人的更大仇恨，个个表示，一定要彻底、干净地消灭国民党残匪，用实际行动为民除害、为教导员报仇雪恨。
我与禾秀同志认识是在1945年春天，但和他在一起工作只是在1947年10月底到1949年8月中旬，相处前后不到两年，但禾秀同志的为人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7年10月底，括苍支队第一期青训班结束，苏静雯、陈必祥、黄会雄和我四人被分配到括苍支队第三中队工作，中队长林存邦同志亲自来接我们去部队。我们到达部队隐蔽地白溪东岙林，受到陈清和指挥员等全队同志的热烈欢迎。禾秀同志正在群众家里访问，闻讯赶来，一进门就喊着我的名字，並重重地在我的肩上捶了一拳，兴高采烈地说：“你看，我们终于到一起来了，这不就是就地闹革命？”说着，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使劲地晃动着。他的那种真挚而热烈的感情，深深地感染着我，把我带回到了1945年夏天我来部队参观时的情景。那时，我与禾秀同志还是初次见面，但我们却一见如故。他问我，将来准备干什么？当时我不假思索地告诉他，白溪读书会的一部分同学希望地下党能送到苏北“革大”或鲁迅艺术学院继续读书。禾秀同志却表示不同看法。他告诉我，因为形势紧张，去苏北读书，目前已没有可能。他说将来游击队要扩充，需要很多知识青年到部队工作，建议我们作好参军的准备：“时机一到，立即参军，这就叫做就地闹革命。”他还讲了一套大道理，说革命是一个大熔炉，它本身就是一所大学校，虽然不可能坐在教室里系统地学习理论，但是在这所大学校里，却能学到知识青年特别需要的实际知识和经受“脱胎换骨”的锻炼。他的一席高论，我当时没有在意。可今天，他旧话重提，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育。回想当时我们一批人的思想，脑子里看轻当地游击队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心中感到十分惭愧与内疚。禾秀同志当时的语调和神态都充满着“预言”得以验证的兴奋。我不仅没有感觉到他的“自豪感”有半点“不够虚心”，还从中领略他对同志真诚坦荡的个性特点。我想，把一个不懂革命的小知识分子培养成训练有素的革命战士，这大概就是这座大熔炉的功绩吧！
不久的一天晚上，禾秀同志约我谈心。我们坐在小溪旁的石级上，倾吐哀愁，二人谈得十分投机。他问我来部队后有什么感想，今后有些什么打算？当我谈到要“把每个同志当成自己的老师，把部队生活作为活的课堂，把革命斗争的全过程当成大学校”的议论后，他非常高兴，认为一个有出息的青年，只有投身革命，才算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只有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有所作为。他滔滔不绝地谈了自己的锻炼过程。他说，有时候简直是痛苦的。我们读的书不多，但总有一股说不出的“知识分子”气，这份气成了接近工农群众的一大障碍，说“脱胎换骨”，恐怕要先从这里开刀，然后才能实现感情上的根本转变，否则“结合”就将成为一句空话。我们还约定今后要从政治上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后来的实践证明禾秀同志的确是一个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好同志。
我与禾秀同志虽在一个中队工作，但由于当时环境恶劣，部队经常“化整为零”，以单位开展活动。因此，我们不能朝夕相处。但一遇部队集中活动时，我们就又有了在一起谈心切磋的机会。这样，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1948年9月上旬，陈清和同志奉命调特委工作，禾秀同志接替清和同志任三中指挥员，我仍任三中的文化指导员。温州解放后，禾秀同志任三支队二大队教导员，我任二大队五中指导员，我们又成了上下级关系。我们之间不管组织关系上如何变化，禾秀同志与我们相处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相互支持、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他从来不摆官架子，在同志面前，他总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战争年代因为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个人的职务是会不断地变化的，职务上升了，并不因为自己的水平突然间有了多大的提高，在这方面来说，我还是过去的我。”因此，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他很注意与群众打成一片，经常下班、排了解情况，找同志谈心。经常会看到有一堆干部战士围着他说长道短，关系十分融洽。开饭时，他经常端着饭碗由这个班走到那个班，一边吃饭，一边与同志们聊天。不管战斗如何紧张，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关心着战士的冷暖痛痒。有一次，一个炊事员突然发了夜盲症，夜间行动不便，同志们动员他“打埋伏”（隐蔽在群众家里休养）。可这位同志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部队，给炊事班的夜行军带来了困难。这件事让禾秀同志知道了，他一面请事务长安排同志扶着他行军，一面到处打听治疗夜盲症的草药。两天后，禾秀同志终于找到了治疗的土方，让事务长千方百计买来猪肝，再在老百姓家弄来锅底灰炒猪肝让病人服用。几天以后，这位同志的夜盲症完全消失。这位同志病好后，工作更加起劲，夜行军时，总是抢着挑最笨重的担子。他说，他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报答指挥员对他的关心，报答同志们对他的热情帮助。
1949年春节以后，部队接连打仗，往往是打完一仗，就要跑很多路程。这叫运动战，是支队首长用以迷惑敌人的战术，一方面为了甩掉可能尾随的敌人，另一方面为了造成假象，让敌人摸不透究竟有多少“三五”。我们一支部队活动，会给造成几支部队活动的影响。但是，长时间的行军让人很劳累。禾秀同志为了减轻同志们的疲劳，作了几条硬性规定：一是行军间歇一定要抓紧时间休息，那怕只有十分钟，大家要找个有利地形席地而坐，背靠背包打个小盹；二是一到宿营地就要烧水汤脚。有个虹桥来的小战士偷懒不愿洗脚，禾秀同志每次都要检查他洗脚了没有，促使他养成宿营洗脚的习惯。
禾秀同志很注意从实际情况出发，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始终注意把关心群众的冷暖痛痒放在重要位置，越在紧张关头、重要时刻，越重视这一点。因此，他的思想工作往往效果显著。
解放玉环前夕，在全中队动员大会上，禾秀同志既动员大家打仗，又命令大家睡觉，动员工作生动活泼，卓有成效。
在执行攻打玉环县城的战斗任务中，部队绝大多数同志兴高采烈，斗志高昂，但也有一部分同志存在两种思想倾向：一是麻痹轻敌，缺乏艰苦拼搏的思想准备；二是对部队第一次解放一个县的战斗，将面对多股敌人作战，心中不很踏实。禾秀同志把传达支队作战会议精神与解决战士的思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手中拿着一根竹棒，指点着我们主攻的北门山头碉堡的模型，讲了碉堡的结构，地形地貌，又介绍了我们的作战方案、火力组织等有关事项，然后再强调这次战斗的重要意义。他说：“解放玉环县，活捉毛止熙，将是我括苍支队战斗史上的一个大转折，将为我们今后解放更多的县城积累经验，用更大的战果，迎接全国的解放，这一仗一定要打好。”
他要求大家充分认识这次战斗任务的艰巨性，一点都不能麻痹轻敌，同时也要看到我们许多有利条件，尤其是这次战斗，我们有不少“玉环通”，对县政府每一处建筑、每一条道路和进口都了如指掌，对一些敌兵还能叫得出名字。我们打过这么多仗，还没有像这次战斗侦察到的情况那么具体详细，连县太爷毛止熙的秃头上有几根头发也可以说得出来。他的话音刚落，大家就一阵哄笑，接着就是一阵热烈的鼓掌。最后，禾秀同志又大声说道：“现在，我要宣布一个更为困难的任务……”大家都楞了一下，全场顿时又平静下来。禾秀同志不紧不慢地说道：“我命令，今天中午提前吃饭，中午以后大家统统睡觉，三时起床，再吃一顿饭，要吃得饱饱的，三时三刻集合出发，四时到达船埠头待命上船。”大家听完这个“更为困难”的任务，又是一阵哄笑。这笑声饱含着信心和力量，战士们是多么理解中队长的心意啊！这也是禾秀同志带兵的一贯作风。他是一个深受战士爱戴的中队好领导。战斗前养神休息十分必要，作战间隙要打个“小瞌睡”的规定，早已成了战士们战斗生活的习惯。可是，玉环籍战士身上每一根神经都兴奋起来，“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和将与亲人们团聚的快乐心情溢于言表。如不强制大家休息，他们的心情怎能平静下来？禾秀同志充分估计到这次战斗至少要一天一夜不能合眼，如不抓紧时间休息，战士们就不能承受解放玉环县城后再紧接着要解放坎门、楚门重镇的艰巨任务。各班长负责检查、督促，谁不服从命令，唯班长是问。
禾秀同志就这样时刻关心着战士们，使这些在旧社会被压在最底层的受苦受难的农民，来到部队后找到了家的温暖。然后在党的教育下，他们很快地提高觉悟，成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战士。因此，整个中队士气高涨，战斗力不断得到提高。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就听说过禾秀同志在大青岛被捕时，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酷刑坚贞不屈的故事，对他很钦佩。参加部队后，进一步亲身体会到禾秀同志对己爱和对敌恨的精神风貌。禾秀同志每当谈起国民党反动派如何作恶多端、鱼肉人民的恶行，总是声色俱厉，情绪激动，从而激发同志们对阶级敌人的无比仇恨。他自己则把这种阶级仇恨融化在实际行动中。特别是在作战杀敌的时候，禾秀同志不仅表现机动灵活，更是十分勇敢。打起仗来，他总是那样不怕牺牲，置自己生命于度外。从1947年春节到温州解放，我们在一起与敌人打了十多场仗，每次战斗他总是出现在最重要的地方，那里危急，他就到哪里指挥。
1949年3月，解放大荆镇战斗的当天，部队进驻雁荡山，禾秀同志突然想到要到响岭头去拍照留念。我听了很感到奇怪，便笑话他说：“你这位中队长也有这分清闲逸致，去拍照！今天你怎么不为明天拂晓的枪林弹雨操心了？”他听了后哈哈笑道：“指挥员，你一点也不懂军人出征前的心理学。攻打大荆镇将会是一场恶战，我们三中所担负的任务，是以几座民房的屋顶当工事，与有居高临下优势工事的国民党大兵作较量，随时随地都有牺牲的危险，现在照个相，说不定，可留给家人作个永远的纪念！”在一旁的郑彬、应圣源同志附和着批评我不懂“军人心理学”。三个人不由分说，架着我就走。在路上我问，人家照相馆的人敢给我们这些土八路照相么？被国民党发现他为“三五”拍照，他的“六斤四”要被搬家的。他说，施绘真（摄影师）过去不知为我们同志拍过多少照，他才有办法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呢。说着，我们已走到了雁影照相馆。施绘真十分热情地迎了上来，说：“你们要照相？走，我为你们选个景点。”我们忙说：“到外边拍照容易暴露目标，还是在室内拍一张算了。”老施坚持说室内拍照纪念性不大，还是到室外去拍好。最后，还是依了摄影师的意见，去响岭头桥边为每个同志各拍了一张。禾秀、郑彬和我三人因是一个中队的人，合拍了一张。谁知这次拍的照片真的成了“永远纪念”的珍贵文物。应圣源同志在永嘉碧莲汤店剿匪中不幸牺牲，开追悼会时用的遗像就是我保存的他在响岭头桥边拍的照片反拍放大成的。这几张照片我一直珍藏至今，每当我打开照相本见到两位同志的遗容，心中就激起了对牺牲战友的无限情思与怀念，十分感激先烈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换取了战友们的幸存。每当想到这些，我就鞭策自己要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关系，就会干劲倍增地对待自己肩头的重任。
禾秀同志，你的革命精神与日月同光，你的高尚品质万古长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