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我担任楚门东方小学校长。那时，存邦也刚转入东方小学读书，至翌年下半年他就毕业了。虽然我和他相处的时间不长，但他认真好学、勤奋上进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年学校开学不久，日军的飞机就飞到楚门的上空炸塌了东方小学新大楼的一角和大楼前的七间平房。校园里满是碎瓦砾石。几天后的一个清晨，我来到学校，见校园里已有几个学生在指手划脚说些什么。我感到奇怪，学校尚未开学，他们来干什么？这时，他们也发现了我，就围了上来，一位身穿黑粗布中山装、中等个子的学生问我：“王校长，今天我们就动手把弹坑填平，把碎瓦砾石搬掉吧？”看他那认真的样子，我十分高兴地说：“校董会已经商量过了，今天就清理。”话音刚落，那个穿黑衣服的学生就领着其他同学脱鞋子、卷裤管，开始拣石子干起来了。不久，部分教师、校工也来了。借来工具后，那些学生又抢着去挑瓦石。他们人虽小，劲头却很高，担子总是挑得满满的。那位穿黑衣服的学生更是卖力，干得满头大汗。我一打听，才知道他叫林存邦。 
　  经过师生的一番辛勤劳动，弹坑被填平，废墟被清理，菜园里又种上了菜秧，校园里还新栽上了花木，平添了许多春色。 
　  有了那次劳动的认识，我便对存邦特别注意起来。不久，我发现他很爱看书，特别喜欢读进步书籍。那时，我们学校在地下党的组织下，已建立了秘密读书会，存邦是会员，他向往进步，渴望接受革命思想。那个时候，任何进步的举动都会招来不测的意外。存邦置危险于度外，如饥似渴地阅读一切搜到的进步书刊。休息时间，也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躲在教室里阅读。有一次课余，我碰巧来到他的教室外，只见他一个人在教室里专心致志地看书，我就蹑手蹑脚地走进教室，站在他背后，看到他手中捧着的是《大众哲学》，桌上放着《郁达夫文集》，大概是用来作掩护的，但过于全神贯注，连我站在他身后也不知道。我提醒了他几句，以后要当心。他笑笑，点点头。 
　  这以后，果真有一次，国民党县教育科长来校，名为视察，实是检查。当快搜到存邦的教室时，存邦就赶忙把秘密书刊藏到讲台桌抽屉的肩格中，避过检查。 
　  存邦在家是个勤劳的孩子，一有空，就帮助家长干活。在学校又是一个体育活动积极分子，爬山、跑步、游泳、打球，什么都来。他待人忠厚老实，很受同学的信赖。他平时锻炼出来的吃苦耐劳的品质和强壮的体质，有助于日后适应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 
　  那时，虽然我是校长，他是学生，但我们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加上年纪相差也不大，我们之间就谈得比较投机了。有一次，我问他：“你这样用功，目的是什么？”他说：“我想，救国救民离不开知识，孙中山先生是高级知识分子，他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给了国家。现在祖国正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青年人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但抗日救亡，需要知识，而且今后我们打败了日本鬼子，搞和平建设，更需要知识。”从这一番话中，我看到了他那崇高的思想境界。从此，我就把他当做自己挚友来看待，而他有什么事也都来找我商量，直到他考入温岭中学读书。 
　  1945年春节后的一个傍晚，日已西沉，朔风凛冽，突然，存邦来到我家，说自己近日就要动身外出求学，特来告别。我便设了便宴饯行。席间，我们谈了许多，他说要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必须开展武装斗争，有志青年应志在四方，为祖国不惜一切，勇于献身。他的铿锵之声至今尚在我的耳旁。临别时，他又深情地说：“王校长，我回来时一定要看您，后会有期，请保重。”以后，我才知道他去了乐清参加抗日游击队。 
　  这年下半年，存邦虽随部队到了大小青岛，在海上活动，有时也来过外塘，但由于我的工作性质和地下斗争纪律，一直没有和他再见面，想不到那次饯行竟成了我们的永诀。 
　  1949年3月，林存邦同志在袭击乐清虹桥战斗中不幸牺牲。噩耗传来，我沉浸在悲痛的回忆之中，久久不能自拔。现在又要临近存邦同志的忌日，我写下这篇短文，以表对烈士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