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第三支队整编为警备旅二团，组织上调我到警备二团三营，营长是阮禾秀同志。我在营部当“号目”。号目是全营司号员的小头目，与各连司号员联络，及时下达营首长的命令。由于工作关系，我总是形影不离地跟在阮营长身边。营部有个通讯班，有10来名通讯员，都是参军不久的小青年。我在通讯班里个子高，入伍早，懂得一些军事常识，营长很器重我。 
　  营长平时爱把通讯员当小孩子看，对大家管教很严，生活上却很体贴关心。记得整编后不久，三营营部驻在永嘉场（即“自然街”）宁村。大约10月光景，天气很热，每天下午，许多通讯员都到河里洗澡游泳（他们大多数是永嘉山区人，实际上都不会游泳）。阮营长知道后怕出危险，就亲切地叮嘱大家：“不要再去游泳。”可第二天，有些人仍偷偷摸摸到河里。营长知道后吩咐我：“祥培，快叫他们上来！”我去叫了一次，大家不理，只好回营部如实汇报。营长听后不放心，顺手拎起木壳枪说：“不听，我去叫！”泡在河里的通讯员见营长来了，一个个像落汤鸡似的爬上岸来拼命逃。回到营部，大家提心吊胆，怕挨营长批。可营长却慈祥地对大家说：“你们拼命逃干啥？我的木壳枪可不是打你们的。我是怕你们游泳出危险呀。”几句话说到战士心坎上，大家感到格外亲切。此后，就没有人偷偷摸摸去游泳了。 
　  1949年农历八月十四，警备二团奉命出发解放洞头，因为第二天刚巧是中秋节，所以这时间我记得很牢，这次三营的任务是解放大门山。大门山的地形易守难攻，四面都是陡峭崖壁，只有一处沙滩可以登陆。营长在战斗动员大会上分析了形势说：“我们长途袭击，一定要趁敌不备，攻占沙滩；但也要作好登不上沙滩的准备，坚持战斗几天。所以一定要备足干粮和淡水。”晚上，全营乘帆船启航。开航后，只见满月高挂在天空，海面风平浪静。营长打趣说：“这样的好天气，是准备给我们打胜仗的。”不出所料，八月十四凌晨，在营长指挥下，七连的先头部队顺利地抢占了沙滩，随后，全营陆续登陆完毕，敌人还未发觉。我一部占领制高点后，即向敌发起全面攻击，到上午8时许，全歼守敌，胜利完成了作战任务。 
　  1949年底，三营调防，进驻乐清岐头（黄花外面）。那时，部队给养发生困难，有时买菜的钱也领不到。为了解决暂时困难，营长就发动全营官兵向老百姓“借田种菜”。因为秋收后，当地还有许多冬闲田。但群众过去长期受国民党欺骗宣传，对解放军不了解，因此，对我军“借田”有顾虑，一是怕解放军借田不还，二是怕种了小麦影响春耕。营长针对群众的思想顾虑，亲自带头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讲明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有优良的革命传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田是为了种菜，不是种稻子。经过宣传，群众都乐意借田给我军。生产开始后，营长在掘地、下种、除草等农活中样样带头，还亲自挑着大粪下田施肥。当地老百姓过去见过国民党军队里当官的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如今共产党部队里的营长却这样勤劳俭朴，吃苦耐劳，看后都很感动。另外，由于我们部队人粪多，施肥足，田畈越种越肥，这样，军民之间的关系，通过“借田种菜”，反倒很快密切起来。
    1950年春节过后不久，三营调防到洞头。当时，三营驻洞头本岛有七连、机炮连、九连两个排及营部。区政府的十几位同志和营部在一起。需要说明的是九连是温岭刚起义过来的部队，战斗力不强，机炮连虽有3门六○炮，2挺重机枪，但打起仗来，只能作火力支援，真正能机动出击作战的只有七连3个排，约八九十人。当时，许多逃窜下海的国民党残匪（包括正规军、杂牌军以及反动官僚、地痞、流氓等），尚盘踞于洞头周围的岛屿，他们不甘心失败，企图作最后挣扎，依仗美式装备，伺机对洞头进行骚扰反扑，他们的汽艇日夜在海面游弋，并向洞头岛打枪打炮，便衣特务不时混上岸，刺探我军情况。有好几次，小股土匪登陆，阮营长得到消息，带队进剿，都扑了空。只有一次缴来一挺日本式轻机枪，可土匪却下海溜走了。对敌人的经常骚扰，阮营长显得有点不耐烦，只想敌人部队上来好一口把它吃掉。实际上，那时我军通讯工具落后，情报工作做得差，对敌人的动态不甚了解。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50年7月6日，即“七·七”的前一天，驻在大门山的副教导员和八连指挥员带一个班到达洞头营部。第二天，就是7月7日，大清早，驻洞头部队除留少数值勤外，全部荷枪实弹集中到北岙小学操场开“七·七”纪念会。先由副教导员主持大会，我吹军号举行升旗仪式。升旗毕，领导开始讲话不久，就有老百姓跑来报告：“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实际上土匪是夜间在洞头半边山等地登陆埋伏在山上的）。副教导员刚从大门山来，不大熟悉洞头情况，马上派人去找阮营长。营长闻报，来不及穿军服，只穿一件衬衫一条短裤，拎着手枪和望远镜跑来。他跑到小学操场时还听不到枪声，就半信半疑地问副教导员：“哪儿来的土匪？”副教导员说：“老百姓报告的。”紧接着群众又来报告：“土匪真的来了，土匪真的来了！”阮营长立即果断命令：“七连跟我来！”并指定副教导员负责九连，自己带着七连冲上小学前面山坡，我紧跟着营长上去。一爬上山坡，就望见前面山上已全是密密麻麻的敌人。营长随即命令一排冲锋，一排战士勇敢地冲上去了。可是敌人已占据了制高点，居高临下，等一排战士迫近时，敌人的机枪、冲锋枪突然猛烈扫射，一排战士当即伤亡大部。接着，营长又命令二排、三排连续冲锋，第三次冲锋，终于夺下了制高点，把敌人压到背临大海的山腰间。这时，我发现海面停泊着敌人的许多汽艇和船只，原来这是敌人有计划的大规模登陆行动。据事后了解，此次窜扰洞头的敌人约2000多人。我军虽攻下制高点，但三次冲锋伤亡很大，特别是作为全营主力的七连已减员过半，3个排的4个排长已牺牲3人，受伤1人。而敌人则得到海上的源源增援，借优势兵力组织反扑。到9时许，我军终因众寡悬殊，被迫放弃制高点，退到北岙后背山挖掘工事。入夜，敌我在阵地继续对峙。夜里11时，区政府同志们和营部一块露宿在战壕里。区里有同志担心，问阮营长：“战斗将会怎么样？”营长镇定地说：“你们放心，要打我们打，要冲我们冲上去，要退先让你们退出去。如果打不赢，退不出，我们都牺牲了，你们也牺牲了，也是很光荣的。”第二天上午10时左右，前沿坡地上的战士打得很艰苦，子弹快打光了。副教导员撒了下来，营长很生气地说：“你怎么退下来的？”说话间，大批敌人已逼近阵地，密集的子弹倾泻到阵地上。营长在离我四五公尺远的战壕里刚举起望远镜，突然身子一歪，倒在地上。我跑过去，发现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太阳穴，鲜血直流，他已失去知觉。我连忙用急救包包好他的头。这时，营长还穿着昨天早上从营部跑出来的那件衬衫和那条短裤。我冒着敌人火力弯腰背着营长往后撤，这时，通讯班长谢碎弟也来了，就一块把营长拖下来，而后再交给通讯班其他同志，我随即返身跑回阵地拿枪，当我撤到北岙海滩时，部队和区政府的同志已分批登上十几只舢板。我是最后一批撤离北岙的。 
　  30多年过去了。回忆当年和阮营长在一起的战斗岁月，还好象是昨天似的。阮营长虽然牺牲了，但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勇敢的作战精神，勤劳的生活作风，以及对战士们无微不至的关怀，都是我永远忘记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