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刚开始种番薯的时候，一天上午约10时光景，从温岭江厦方向向大青西跳驶来三艘蓬船。正在家的赵加才一看，便知事情不妙，从船的样子判断，这是国民党水警大队的蓬船。便赶忙跑到叶开登家楼上，把情况告知正在做笔记的阮禾秀。开始，禾秀同志並不介意，继续做笔记。赵加才到外面再一看，敌人约百来人，在敌水警大队长沈宝山的带领下从西跳登陆了，便马上转身，催禾秀设法脱身。此时禾秀也觉得情况紧急，便立刻把笔记本及随身杂物卷成一个布包，跑到胡洪才家，一面把东西交给胡洪才妻陈三妹，一面接过陈三妹递给的一件旧衣服换上，並和胡洪才一起带上农具，装作去番薯地锄草的样子，向东跳后山走去。这时，敌人发现了他俩，便追了上来，把他俩围在当中。狡猾的敌人举起禾秀的手，一看比较白嫩，不像种田、打渔的人，就逼问他是何人。禾秀随口骗道：“我是洪才的兄弟，住在温岭黄湾。因以前当过国民党兵，回家后不想再去种田，以赌博为业，所以手较为白嫩。近日因兄弟家事较忙，缺人手，故来大青帮兄弟忙。”但敌人仍怀疑是“三五”，就把禾秀和胡洪才两人一同押到西跳一座炮台里，绑在柱子上，对禾秀进行审问。审问时，禾秀为了和炮台外围着的群众统一口径，就特意大声地把原先说的话重说多次。沈宝山见问不出东西，便决定下毒手，命令手下对禾秀用刑。据炮台外群众听到讲以及事后禾秀自己证实，敌人先后对禾秀使用了油烛烫腋、针刺全身、坐老虎凳、龙喷水和针刺十指等酷刑。但禾秀坚贞不屈，拒不承认自己是“三五”，只是有时受刑不过，喊几声“啊哟”。为了营救禾秀脱险，大青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推举当地很有声望的“三公”和保长杨天福为代表，一面送去虾仁，再打鸡蛋给沈宝山吃，一面说情要他放禾秀，并说全村群众作保签名，证明禾秀确是洪才兄弟。沈宝山威吓说：“如果是‘三五’，你们要杀头。”直到傍晚时分，禾秀才被放出来，遍体鳞伤，人也走不动了。群众把他扶到邵才兴家，留了一夜，为防意外，翌日约8时左右，就由杨大妹驾小船把禾秀送往朴头联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