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环的抗日活动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国民政府组织领导的对日作战，二是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活动（党组织是不公开的地下组织，活动借助合法的组织，能公开则公开，不能公开就秘密活动），三是群众自发组织的武装斗争。
——国民政府组织领导的对日作战。面对日军的肆意侵扰，国民政府也曾组建国民兵团进行武装反抗（特别是以定邦任玉环县长期间）。1937年7月，玉环县抗日自卫委员会成立，后改扩编为抗日自卫大队。9月18日和11月4日，日军两次在坎门登陆，均被抗日自卫队击溃逃回船上。后日军多次侵扰，抗日自卫队遇小股日伪军偶有取胜，但由于军事设施、武装配备及官兵素质落后，真正火拼起来却难以胜出。
战斗最惨烈的是楚门反击战：1945年5月1日，日伪军200多人由坎门出发，强渡漩门港。2日凌晨攻陷楚门镇。凌晨4时，温台护航教导队上校队长毛止熙率驻防在温岭江厦、东门等地的一部分兵力，会合玉环抗日自卫队进行反击。围攻楚门失利后，毛止熙深感兵力不足，调驻防江厦的教导队第二中队第一分队增援，并报请台州守备区指挥部调来护航支队独立第一、第三中队和温岭自卫队第三中队，兵力增加到600多人。6日以后，毛止熙转变策略，以小部队乘夜间或拂晓向日伪军轮番袭击，搅得日伪军不得安宁，整日关闭城门，龟缩在楚门城内，唯恐遭到突然袭击。毕竟是非正义的部队，盗贼的心态，侵占他人的领地，却没有主人的资格，面对的是普天共愤的怒目。当日伪军意识到此处非久留之地时，最佳的选择就是溜之大吉。12日拂晓，日伪军撤往坎门，抗日部队随即进入楚门城。
这次反击战，参与人数之多、战斗之激烈、影响之广在玉环抗战史上都是罕见的。仅参战官兵就有795人，再加上楚门战时青年服务队和当地民众的参与，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日阵线。楚门反击战，是玉环抗战史上军民联合抗战、地方协同作战的一个典型范例。虽然当地部队官兵的作战经验和武器装备远不及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日军，但抗战军民捍卫中华民族尊严的信念和顽强抗战的决心，足以让侵略者不寒而栗。
——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活动。为拯救民族危亡，中共玉环党组织虽处于地下活动时期，也积极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宣传抗日主张，发动、组织广大群众和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参加救亡活动。同时，输送中共党员、优秀青年扩充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后期，还建立了以大青岛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一是开展抗日宣传，唤起民众觉醒。早在抗战全面展开之前，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宣言和主张的影响下，随着全国爱国学生运动的兴起，玉环抗日爱国民主活动就已经开始。进步青年杨炎宾等在董仲升的支持下，先后组织了烽火社、快报社，出版《烽火》、《快报》等刊物，宣传抗日爱国、民主改革的思想。中共玉环党组织以杨炎宾、吕平、柯爱菊、胡义夫等从平阳山门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培训回来的进步青年为骨干，组织抗日救亡团队，或公开，或秘密，或以抗日爱国人士的身份单独组织，或利用国民党政府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在县城、楚门、坎门等地先后组织和沿用战时青年服务团、民族解放先锋队、战时政治工作队、抗日（抗敌）剧团、战时青年临时工作队、青年战时服务队等抗日救亡团队，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特别是1942年5月30日，日军从坎门登陆，危及县城，玉环县政府、国民党县党部机关大部迁到东西岙灵山寺，整个玉环岛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共城区中心支部以抗日爱国青年名义，组织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组建了玉环县战时青年临时工作队，在港南一带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41年上半年，“四一八”日机轰炸楚门之后，中共玉环党组织领导人郑梅欣、杨干等虽处在“隐蔽”阶段，但抓住这个时机，揭露日军暴行，动员民众抗日，连国民党派在东方小学监视进步学生的邱祖圣等人也加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玉环党组织领导人丁世祥、党员王咏樵等不惜以自己的微薄工资和家中钱物用于抗日救亡活动。
二是配合爱国官兵，抗击日军入侵。玉环岛上反击日军的战端一开启，中共玉环党组织就积极敦促、争取国民党玉环县政府抗日，对抗日爱国的国民党官兵始终坚持精诚团结的态度。1938年，中共玉环党组织负责人董仲升参加国民党政府组织的玉环县抗日自卫委员会，大力宣传抗日救亡思想。1939年，中共玉环县委委员吕平在后湾小学任教时，与驻后湾守备班士兵广交朋友，动员他们抗日，后来这个班士兵参加了反击日军的战斗。1941年及以后，王咏樵受党组织指示利用东方小学校长的社会地位，专做玉环县政府、国民党县党部官员的统战工作，敦促和争取他们抗日。1945年楚门反击战中，王咏樵以“战青队”队长身份，一直伴随在县长以定邦身边，一起办公、作战，参与作战方案的研究。为了争取毛止熙护航队参加抗日，中共玉环党组织先后指派党员钱启厚、林子梅等人进护航队，宣传抗日救国，争取毛止熙护航队参加反击入侵楚门的日军。同时，深入乡村集镇募捐筹款，组织慰问抗战爱国官兵，把募得的银洋和军鞋等邮寄给前线抗战的爱国将士，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在坎门、楚门等几次反击战之后，中共玉环党组织均以抗日救亡团体名义派代表到驻地向参战的爱国官兵表示慰问。特别是在1945年5月楚门沦陷的日子里，中共玉环党组织领导的战时青年服务队积极敦促、争取并协助、配合国民党爱国官兵反击日军。反击战前，“战青队”担负侦察敌情、递送情报等任务。战斗中，许多队员冒着枪林弹雨抬伤兵、送弹药、传命令，样样都干，连妇女也上火线送开水。战斗结束后，担负料理后事的整个工作，中共党员谢劳等下乡募捐，慰问伤兵。
三是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游击根据地。抗日战争初期，尽管中共玉环党组织手中没有武器，但也曾研究过武装抗日的方案。1937年11月，董仲升为建立抗日武装队伍，借来枪支，组织进步青年陈增佳等进行实弹射击训练。1938年1月，董仲升又和中共温岭县委书记梁耀南等人在芳杜陈愚亭先生家研究玉环、温岭两县联合武装抗日事宜。后来又多次研究过购买、收集枪支，建立抗日自卫武装问题。在抗战八年中，中共玉环党组织为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先后三次输送10名党员、优秀青年参加抗日部队，奔赴抗战第一线。他们是：陈增佳、董南才、吕平、柯爱菊、林存邦、阮禾秀、郑云卿、陈清和、俞金江、林建勋。陈增佳在1940年的黄桥战役中，把自己的热血洒在抗日战场上，牺牲时年仅18岁。
1944年下半年，由于国民党政府加剧反共活动，中共玉环党组织处境十分困难。党的领导人撤离后，港南党组织中断联系，留下港北党组织归属乐清县委直接领导。此时，温州、乐清大部地区沦陷，浙南一带国民党部队闻风而逃，一溃千里。就是在这种艰险的情况下，中共玉环党组织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执行浙南特委“向瓯江以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沟通与浙东抗日根据地联系”的指示，于1945年初输送党员林存邦、郑云卿，进步青年阮禾秀、陈清和、俞金江、林建勋等六人参加乐清人民游击队。在血与火的战斗中，阮禾秀、陈清和、俞金江、林建勋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中共乐清中心县委和永乐总队部为了继续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方针，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决定留少量精干主力在游击根据地牵制来犯之敌，大部队则突出包围圈，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6月22日，郑梅欣奉命率领三中、六中挺进乐清湾海上，开辟和建立以大青岛为中心的海上游击根据地。在中共玉环党组织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下，海上游击队英勇地展开了武装斗争。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多次击败并歼灭占领洞头、游弋于南北麂至瓯江口一带的伪军，打击和肃清了日军在这一带的残余势力。
——群众自发组织的武装斗争。1945年3月10日上午，日军100多人分坐5艘木帆船在鸡山火车（地名）靠岸。当地村民以为是海匪上山抢劫，鸣锣报警。鸡山人向来有齐心抗击外来侵袭的传统，家家户户藏有枪、刀、梭镖，还有土炮（俗称猪娘炮），以备自卫。乡亲们听到警讯，各自回家取出武器，扛着土炮，一同参加战斗，但敌不过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只得向南山方向撤退。日军趁机冲上山，紧追不舍，一路机枪横扫，见人就杀，渔民伤亡惨重，被杀死31人，一户两命的有：陈兴茂（枪杀）和陈兴金（刀杀）兄弟，林小侬和林香民兄弟（摔死），陈宣鉴和小娒郎兄弟（枪杀），周瑶桂和陈第栾翁婿（枪杀）。
桐丽地处海口，毗邻江湾，隔海与披山岛相望。民国时期的桐丽乡到县城要走五六十里山路，交通极为不便，是个穷乡僻壤，土匪、海盗经常出没，老百姓祖祖辈辈受尽欺凌，吃尽苦头。真所谓“天高皇帝远”，国民党政府根本管不了。当地百姓为求生存，只有自己动手武装起来，保卫家乡，想方设法购买枪支弹药，单南山村就有16支步枪。抗战期间，桐丽乡这支民众武装队伍又肩负起驱日军、保国土的神圣职责。当时桐丽乡有乡队附，各保有保队附，这些都是徒有虚名，真正有实力的倒是当地的民众武装力量。桐丽乡的武装民众胸怀爱国家、爱乡土的激情，长年累月巡逻放哨，守住高山，监视海口。日军的大炮、榴弹炮、机枪没有征服桐丽民众，而桐丽民众的毛瑟枪、套筒、广东造、小径口等落后武器，反而击退了日军三次进犯。
1945年3月10日15时左右，两艘木帆船尾随一只捕虾的小船，趁着涨潮向灵门驶来。10多名武装民众闻讯后，立即背着枪支弹药，到上灵门的下跳咀，与日军接上了火。桐丽乡乡长张成士召集南山、安人两村20多名武装民众，占据上跳咀，投入战斗。敌船受到武装民众左右夹攻，狼狈逃跑。第二天凌晨，日军再次在箬岙山头坑登陆，遭武装民众阻击后转向邻村安人，抢劫财物，从灵门下船离去。
5月25日黎明前，日军32人在灵门登陆。抗日武装民众抢占灵门后山，派人到芳杜向以定邦县长和岙环保安队求援。日军受到三面夹击，来不及搬运抢走的财物，仓惶上船离岸，顾自逃命。岸上的九个日本兵赶到滩头时，木船早已退去，只好跳入大海，泅水逃回船上。战斗中，日军一个重伤兵回到披山就丧生了，另一个送沈家门医治死在半路，轻伤不计其数。而桐丽乡抗日武装民众无一伤亡，只有岙环保安队班长林维寿阵亡。后来，玉环县政府将此事呈报内政部，得到传令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