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禾秀同志殉国已有37周年了，他是1950年7月在保卫洞头岛战斗中牺牲的。当时，温州解放未久，国民党残部仍盘踞在舟山、大陈、披山一带，我沿海诸岛屿常受其骚扰。禾秀同志奉命率浙江警备一旅二团三营驻守洞头岛。7月初，几倍于我的国民党军残部偷袭洞头岛，禾秀同志组织部队英勇还击，战斗中壮烈牺牲。噩耗传来，我心中十分悲痛。 
　  1945年春节后，禾秀同志和我一起参加了乐清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同行的人中，他是唯一已经结婚的。他新婚未久，夫妻感情十分融洽，但为了革命事业，他毅然离别了爱妻，走上抗日革命的道路。这该有多大的勇气和决心。参军后不久，我们分配在不同的连队工作。1945年6月，三中开进乐清湾，他不久亦奉命调到三中。从此，我们战斗、生活在一起，直到1948年9月，我奉命调往一支队工作。 
　  部队刚到海上，斗争十分艰苦。我们从总部带的钞票，只够我们吃二三天番薯丝。每天领一点番薯丝在船上煮熟，饿了就靠它填肚子。风吹浪起，番薯丝和苦水一起往外吐。吐了又吃，吃了又吐，滋味实在不好受，但是海上战斗却非常频繁。当时，海上有日伪乌军、国民党护航大队、外海水警，还有出没无常的小股土匪。我们几乎每天都要与敌遭遇。起初，除了少数同志懂得一点海上行舟常识外，禾秀和我都没有海上作战经验。但是每次只要有作战任务，他总是抢着出击。他把担当危险的作战任务，当作自己的光荣，看作是党对自己的信任，满腔热忱地去完成。所以，他很快地掌握了海上作战技术，成为一个小分队的优秀指导员，经常独立担当出击任务。 
　  1945年5、6月间，他在执行任务时与土匪遭遇。战斗打响后，他接过老大的舵牙，亲自操纵小船，敌人一颗子弹穿透他的左手腕，鲜血滴在船板上，他仍坚持指挥作战，直到战斗胜利。 
　  负伤后，梅欣同志把他送到清江渡口一个医院去治伤，伤未痊愈，他即吊着绑带、挂着左手回来了，还带回红药水、黄药水和简单医疗器械。从此，他就背起全中队的医药包。起先他只会抹抹红汞、碘酒。战士负伤，群众烂脚，他都治。不怕臭，不怕脏，一丝不苟地把病人的脓、血洗干净，敷上一点药膏或抹上一点红药水。这在当时是最好的治疗了。后来，他跟梅欣同志学会了治其他小病。如头痛、发烧、拉肚子等，他都治。在缺医少药的海山，他竟一时成了“名医”，战士有病来找他，群众有病也来找他。他对群众的关心和诚挚，赢得了群众的友谊和信任。老根据地的群众至今还深深地怀念着他。 
　  他满腔热忱为群众解除痛苦，群众也用生命来掩护他。1946年，国民党外海水警大队向我海上进攻，部队撤往白溪、雁荡一带活动。禾秀隐蔽在大青山，担任与海上各方面的联络工作。水警大队在大青登陆，禾秀同志被当作嫌疑犯抓去。敌大队长指着他手腕上的伤疤，要他承认是共产党。禾秀同志承认自己是抗日退伍军人，大青山的群众有的认他作兄弟，有的认他作亲戚，硬是把他保下来。 
　  1945年9月，三中开进到乐清与温岭交界的地区隐蔽。准备歼灭驻守湖雾岭头的国民党温岭自卫中队。敌一个加强排，扼守在温乐交界的咽喉湖雾岭头。一方面防我进入温岭，一方面又经常配合乐清反共部队，骚扰我游击区。我三中队抽调精锐20多人，化装成国民党部队，智取湖雾岭头。战斗是分队长指挥的，禾秀同志因身材长得魁梧些，化装为敌特派员，郑维通、张孟桢、张永南和我化装为他的便衣警卫，20多人，只有七八条短枪，其余都是徒手，闯进了敌自卫独立中队部。敌中队长看了禾秀的证件（我们在白溪俘获敌人时，缴了他的证件），没有看出什么破绽。但看看我们装扮寒酸，年龄太轻、气质上不像国民党的官，因而对我们产生怀疑，准备起身逃跑。这时，禾秀和我因来不及拔枪，便赤手空拳地抱住了敌中队长。接着，其他同志同时亮出了木壳枪，敌人的枪支便全部被我们缴到了手。从此，我们三中开始有了机关枪。 
　  禾秀同志像一团永远燃烧不熄的火，只要有任务，他都抢着去干。哪里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小青战斗中，本来分工他去动员群众为部队送水、送饭，但战斗打响后，他却跑到阵地上，从这个班跑到那个班，和战士一起作战，不时又接过机枪，亲自向敌船射击。战斗结束后，他给俘虏训话，发放遣散费。从俘虏口中，他得知被我俘获的船上，还有一挺机枪，被敌人丢在小青与苔山之间的海里。潮水退落时，他便一个人跑到泥涂里，找到那挺机枪，喜笑颜开地扛着回来。直到今天，梅欣同志还记得他满身泥浆，赤着双脚，扛着机枪的身影。鸡冠山战斗失利，部队撤回龙岩，住禾秀妻舅家里。当夜，他的妻子和哥哥阮福民都来看我们。他和他的妻舅为全队人员安排了丰盛的饭菜，使我们得到很好的休息。通过阮福民同志，我们与当地地下党取得联系，部队得以安全撤回老根据地。有一次，部队到达楚门大山头，他当夜下山回塘垟老家，依靠塘垟地下党支部，准备好部队过河的船只和梯子，为战斗作好准备。战斗发起时，他带领武工队直冲国民党区公所，缴了全部警察的枪。自三中开进乐清湾以来，大、小战斗几乎都有他的份。在战斗中，他总是英勇向前，奋不顾身，真是一个冲锋陷阵的闯将。 
　  1946年初，部队整编，海上大队整编为海山武工队，只留下4个班52人，都是支队和海上部队保留下了来的战斗骨干。武工队除了作战、做群众工作外，就是组织干部、战士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当时禾秀和我共同担任军队的文化教育工作。他亲手给战士抄写识字本，手把手教战士写字。原来不认识的或识字不多的战士，如连忠、郑彬、陈贤本等，都慢慢地学会读书、写字，后来都成长为优秀的指挥员。当时，我们这些当文教的人，都宁愿随部队出击、打仗和执行各种充满冒险气氛的任务，不愿坐下来教书、教唱歌，他也是这样。但出于对党、对战士的热爱，他十分认真地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他爱战士，战士也都十分喜欢他、尊敬他。 
　  1947年下半年，海上根据地有了发展，玉环区委指定他负责大青、小青、毛蜒、横床一带地方党的工作，并给他配备了几个帮手。从此，他就专心致志地做地方工作。无论白天黑夜，驾着小船往来于海山几个岛屿之间，在岛上建立起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使根据地更加巩固。 
　  大帝庙战斗以后，他和我奉命调特委第二期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在训练班一住4个月。他除了自己努力学习外，还帮助工农干部学理论，学文化，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表扬。1948年9月，我们从军政干部训练班结业。我奉命调一支队工作，他担任三中队政治指导员。他和存邦同志在一起，先后组织了筠岗战斗、岙环战斗、温西下风山战斗，被战士们评为战斗模范。1949年4月，在解放玉环县城战斗中，他已是三中队的中队长。他和李杰华同志一起，率领三中队打城区制高点北门山头碉堡，胜利完成支队交给的任务，为解放玉环作出了贡献。几年来，他从一个普通的革命青年，成长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员。他指挥作战越打越精，干劲越来越大，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温州解放前夕，浙南纵队新组建第二支队。他从三支队带了一个大队，编入二支队，担任第三大队大队长。他带领这个大队，参加了解放温州全境的战斗。因战斗十分频繁紧张，我们经常在行军路上见面，却来不及寒喧就过去了。我们一支队打完平阳、福鼎回来，随龙跃司令员进驻温州，他那时也恰好在温州，所以俞金江、我和禾秀偶然聚在一起，就相约去看在专区工作的林建勋同志。经过九死一生的战斗，老战友们在胜利的日子里重逢，心里是十分欢畅的。那天晚上，我们海阔天空，畅叙别情，很晚才分手。此后，我去临海剿匪，他驻防洞头岛，竟然没能再见上一面。 
　  禾秀同志牺牲时只有26岁。他的一生虽然十分短暂，却是如此丰富多彩。他像一颗战地的明星，在战斗中升起，在硝烟中显出光彩，在黎明时刻逝去。他的一生，是一个革命青年为民族独立、为人民解放而无私奉献的一生。他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就是他所献身的事业的丰碑。他的名字，和成千成万烈士的名字一起，永远熔铸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上，永远铭刻在亿万人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