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心元的故事
2013-09-29  玉环史志网  作者:

                          秋收起义的锤炼 
                      
 
  
19278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今鄱阳路139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与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举行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时年34岁。中央决定派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领导湘赣秋收起义。 
  
12日,毛泽东与彭公达一起秘密回到长沙。18日,在长沙北郊沈家大屋秘密召开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讨论了组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问题,对起义中举什么旗、如何暴动、土地问题、暴动区域等等都作了详细研究,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举行暴动,尔后会攻长沙。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和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具体负责组织起义的武装力量和发动工农群众工作。 
  
31日,毛泽东乘火车从长沙前往当时中共湖南省委所在地安源,准备召集起义地区的党和军事负责人,具体部署秋收起义。 
  
潘心元在高安离开部队后,与李信、邓华松化装成商人,乘坐三乘马轿,也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往安源。 
  
已是秋天季节了,萧瑟的秋风从树梢掠过,扬起片片飘零的黄叶。银灰色的天空,镶着一团团苍老白云,给人一种悒郁、凄凉的感觉。 
  
潘心元翻过一座座山岭,越过一道道平川,眼前展现的山山水水,对他来说是太熟悉、太令人思念了。在那些创建农会、发展党员、组织工农武装的日日夜夜里,他在这一片山水间不知留下了多少足迹,洒下了多少汗水,那一曲曲扣人心弦的美好回忆,使他终生难忘。 
  
可是,眼前的情景完全今非昔比了。自从他率领工农义勇队撤离浏阳以后,这一带一夜间竟成了杀人屠场。那些当年抗租、抗债、抗捐、抗税的积极分子,成千上万地倒在血泊之中,以自己的赤胆忠心,实现了对人类解放事业的无比坚贞与虔诚。一想到这些,潘心元的心里就像万把利剑在捣绞,恨不得将那些杀人的狂魔们一个个碎尸万段,才泄心头怨愤。潘心元正想到这里,突然从山旁密林里蹿出一队被南昌起义部队打散后沦为土匪的国民党兵,他们以索要“买路钱”为借口,进行拦路抢劫。潘心元见了,旧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不觉将手伸向暗藏着的武器。但一想重任在身,不可轻率行事,又将手悄悄缩了回来,将外装与零钱都掏给了这些土匪,才算平安过关。幸好事前他已将50元路费交给轿夫保管了,否则真的到不了安源呢。 
  
在安源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潘心元很快与毛泽东见面了。这时的毛泽东比五大期间更消瘦,长长的头发,已很长时间没有梳理,衣服也显得有点破旧,但精力还是那样充沛、强旺。他见了潘心元像见了老朋友似的,紧紧握着他的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光,不时在他身上打量着。 
  
显然,潘心元对两个多月前中央关于不准农军扑城的指示耿耿于怀。这时见了毛泽东这位来自中央的领导,就忍不住发泄起来:“毛委员,当时长沙城里守敌连团丁在内也不过三千人枪,我们几县的农军却有近十万人马,只要稍作调整,完全可以攻下长沙。当时党中央为什么在这关节眼上,要我们收兵撤退?这到底是为什么?” 
  
毛泽东拍了拍潘心元的肩膀,让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下,然后深有感触地说:“党中央的右倾错误的确是害人不浅啊!不过现在已经宣告结束了。最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纠正了这条错误路线,决定要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武装。你们浏阳工农义勇队,又有用武之地啦!这次党中央派我来安源,就是为了领导秋收起义,然后再围攻长沙。心元同志,你来得正是时候啊!” 
  
潘心元听到要再次攻打长沙,浑身立即来劲了,激动得从椅子上霍地跳了起来:“这太好啦!太好啦!我们日夜都在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呢。你快说说,我们浏阳工农义勇队有什么任务,我们保证出色完成!” 
  
“先别慌,先别慌。”毛泽东将潘心元重新按回椅子后,对他说道:“前委正准备召开军事会议,具体部署起义计划。到时也请你来参加,由你介绍一下浏阳义勇队的情况和目前湘赣一带形势,好吗?” 
  
潘心元简单汇报了义勇队撤出浏阳后的一些情况,告诉毛泽东中央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现在都驻扎在铜鼓附近,力量相当雄厚。毛泽东听后不觉爽朗地大笑起来,风趣地对潘心元说:“这太好啦!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真乃天助我也!” 
  
当时,毛泽东正在为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而发愁呢,潘心元一下带来三支武装部队的好消息,他怎么不兴奋呢? 
  
91日,毛泽东召集中共安源市委与安源、浏阳、醴陵、萍乡四县党的负责人,在张家湾召开前委军事会议,具体部署四县暴动计划。参加会议的除潘心元外,还有中共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市委委员宁迪卿、毛泽民、杨俊、安福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新亚等。 
  
会上,毛泽东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党中央关于举行秋收起义的决定。然后,请潘心元介绍目前湘赣边界的军事形势及平浏工农武装情况。 
  
潘心元在汇报中,详细分析了当前农村农民的情况。他说:“过去由于土豪劣绅的反动宣传,少数农民受骗上当,有的乡下还有捉暴徒的事情发生。但过不了多久,佃农的二五减租没有了,欠地主的账又要还了,说话也没从前那样自由了,农民仍然进不得土豪的房屋,手工业工人的工资也减低了。因此,农民们渐渐感到土豪劣绅到底还是坏东西,过去说的都是欺骗农民的,他们盼望共产党回来,群众革命情绪又开始高涨起来了。我们的部队驻扎在修水、铜鼓时,平江、浏阳的农民每天都派代表来欢迎我们,还用红纸包着猪肉送给我们吃,慰劳我们。有的地方的农民还跑到团总家里对他们说:‘我们的梭镖是有数目的,请你好好保管着,我们又要办自卫军了!’吓得那些团总哆哆嗦嗦又不敢作声了,往日那种耀武扬威的样子一下子不见了踪影;工人们则公开恢复自己的组织,浏阳到处恢复了纸业工会,还组织了工人纠察队,避到外面的同志也渐渐回家参加活动了。” 
  
接着,潘心元还分析了湖南军阀的情况:“一部分部队现已开往前线抵抗宋鹤庚的部队去了,一部分开到安徽去防守了,剩下的军队不多,力量相对比较薄弱。因此,在这个时候举行秋收暴动,我认为是最合时宜的了。”
  
潘心元的发言,对与会者启发很大,增强了大家的信心,使大家进一步看清了目前形势,为制订具体而周密的秋收起义计划,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情况。 
  
会上,毛泽东将几支武装力量统一组建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驻修水的中央警卫团编为第一团,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及安福、莲花、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驻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编为第三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分别补入第一团与第三团。全师归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由原中央警卫团团长卢德铭担任师总指挥,现任团长余洒度任师长,平江义勇队队长余贲民任副师长,钟文璋任师参谋长兼第一团团长;王新亚任第二团团长,张明生任党代表;苏先骏任第三团团长,彭澜征任副团长,何坚任参谋长,徐骐任政治部主任。潘心元除协助毛泽东组织起义外,兼任第三团党代表。 
  
秋收起义作战方案定为:第一团为右路,由修水出发,到铜鼓与三团会合后,共同向浏阳发起进攻;第二团为左路,由安源出发,攻取萍乡,夺下醴陵,占领株州,向长沙取包围态势;第三团为中路,由铜鼓直取浏阳,然后向长沙挺进。命令长沙城内的地下武装力量务必与前方军队配合,待起义军逼近长沙才能行动,不可轻举妄动。 
  
第三团担任这次起义的主攻。这路军事力量雄厚,主攻目标浏阳靠近长沙,进可战,退可守,所以毛泽东决定亲自与潘心元赶赴铜鼓,直接参与指挥第三团。 
  
6日,毛泽东在安源得知驻长沙的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确定了暴动日期: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他立即以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的名义,向在铜鼓的第三团及在修水的师部和第一团下达起义计划和部署。 
  
四县起义时间确定为911日。毛泽东将书面命令交潘心元火速派人送往第三团。同时,将安源会议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交中共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派人送交长沙中共湖南省委。 
  
潘心元接命令后,正愁无合适人选可送达作战命令,却在安源工人俱乐部遇上刘建中与周克明。原来,自从潘心元到安源后,由于随行的李信与邓华松另有任务去长沙,一直无法与部队取得联系,大家十分担心潘心元的安全,前后连续派出四路人马分头寻找。刘建中与周克明是安源一路,想不到在俱乐部巧遇上了。 
  
刘建中出身老矿工,周克明是个老长工,他们对革命都十分忠诚、坚定,潘心元对他们十分了解。于是,当即将毛泽东的手令交给他们,要他们连夜火速回铜鼓,务必将命令按时送达部队,并转告大家,他与毛泽东随后就到。 
  
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斗,就这样在黎明前的黑夜里拉开了帷幕。

                                  
  
从安源到铜鼓不下三天路程,中间还挡着一条连绵逶迤的连云山脉,峰岭相连,层峦叠嶂,路途十分艰辛。 
  
96日,国民党长沙卫戍司令部截获了长沙市中共地下党组织发给各党支部关于中秋节举行武装起义的密令,立即宣布:从98日起,全城特别戒严5日,每日晚10时,即断交通,中秋节加紧戒严,军警停止放假,日夜满街放步哨,以防暴动。安源至铜鼓一带沿途军警林立,如临大敌,气氛十分紧张。 
  
7日,毛泽东身穿白色褂子和长裤,扮作安源煤矿的采购员。潘心元身着夏布长衫,扮作富商,陪同毛泽东前往铜鼓。中共安源市委派向导为他们引路。为防不测,潘心元将随身所带的50元大洋,给了毛泽东20多元。一路上,他总是走在毛泽东前面,以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走了两天,好不容易来到湘赣边界,但由于向导在三岔路口留下作路标的树杈被风吹动,潘心元与毛泽东误入了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浏阳张家坊地界。这里地近浏阳县城,又是中共地下党经常活动的区域,国民党更是警戒森严,几乎两里一哨、三步一岗,严密监视过往行人。 
  
潘心元引着毛泽东来到七溪坳时,突然迎面来了团防局的巡逻队,十几个穷凶极恶的团丁不分青红皂白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一个长着一副鹰鼻鼠眼的小头目将他们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后,从鼻孔中挤出一句阴阳怪气的话来:“干什么的?嗯!” 
  
毛泽东不会讲浏阳土话,潘心元立即上前搭讪,笑嘻嘻地说道:“老总,我们是去万载做夏布生意的,路过这里,请多多包涵喽!” 
  
“你们知道吗?这里共党活动猖狂,就是天王老子经过都要检查!快将行包放下!”说着,他将小脑袋一晃,那些团丁就迫不及待地上前搜身。 
  
“老总,生意人出门在外,全靠朋友包涵,请你们高抬贵手!”潘心元说着,将手伸进长衫衣袋,装着摸东西样子,顺手带出一大把光灿灿的银元。银元散落在地上,叮叮铛铛地顺着山坡滚进了草丛,馋得团丁们个个眼发红。他们互相环视了一下,就蜂拥似的奔下山坡,每捡到一枚银元就慌忙往腰包里塞,生怕被别人夺走。那个小头目大概有碍于身份,不便下坡去捡,只是站在那里看得眼发馋。潘心元灵机一动,将手指上那只妻子送的结婚戒指摘下,丢在小头目面前的草丛中。只见小头目的双眼突然射出两道贪婪目光,身不由己地拔腿冲下山坡,钻进草丛捡金戒指。 
  
这时,山坡上只留下潘心元与毛泽东两人。潘心元一边继续往草丛中丢钱,一边示意毛泽东赶快钻进路上方的密林脱逃,自己却往相反方向逃跑,吸引团丁的注意力。 
  
小头目捡到戒指后,欢天喜地地回到山坡上,见两人已逃跑,立即吆喝团丁们赶快上来追人。 
  
潘心元跑了一段路后停了下来,面对追上来的团丁撒起野来,放开喉咙大骂道:“你们浏阳县到底搞些什么鬼名堂?!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我的钱财,捡去的银元、戒指一个也不归还,看我不到省里去告你们才怪呢!” 
  
小头目听说要到省里告他们,不知眼前来了哪路大“财神”,不觉抬头将潘心元仔细打量了几眼,然后爱理不理地说道:“检查行人,这是上司的命令。你有本事找我们上司说去!” 
  
“什么上司不上司!老子从省里动身经过浏阳时,你们县衙连个屁都不敢放,难道你们的上司长了豹子胆不成?” 
  
小头目见潘心元口气这么大,觉得这人不好惹,就匆匆带他回团防局交差。 
  
毛泽东在密林中跑了一段路后,见后面有团丁追赶,立即爬上一块高地,在一个周边杂草丛生的水塘边隐蔽了下来。团丁们四处搜寻,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走得很近,几乎伸手可触,可是不知怎么的却没有被他们发现。天近黄昏,团丁们放弃了搜寻。毛泽东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因鞋子跑丢了,脚底擦伤厉害。路上遇一好心的农民,借住一宿,由这位农民引领到了铜鼓,找到了农民武装。 
  
潘心元被带到张家坊团防局后,关在一间窄小的房间里。因这几天团总卧病在床,一直无人提审。潘心元看路上那套装疯卖阔的办法还能镇住这些团丁,就在班房里大吵大闹起来。他一会儿骂团防局是土匪,连他这些做生意的客商都要抓,日后看谁还敢到浏阳来做生意;一会儿唱京戏,念唐诗,在墙上题诗作画,显得十分高雅的样子。团丁们送来饭菜,被他气愤地泼出门外,说自己是长沙城里有名气的老板,吃不下这些猫饭狗食,一定要团丁拿好酒好菜来,闹得团防局日夜不得安宁。 
  
关了两天,团总看看在他身上搜不到什么证据,没精力与他周旋,就下令将他押交县局处理。 
  
这天大清早,团丁们押着潘心元向浏阳县城进发。张家坊至县城有一天路程。潘心元知道浏阳城里这批老死对头心狠手辣,要是到了他们手里,绝对不会轻饶。再说起义日期近在眼前,三团需要他。无论如何也要设法逃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一路上,不管团丁们如何数落、痛骂,潘心元总是说自己脚痛,步伐一步慢过一步,还从路旁拔来一株小树当手杖——其实他早有盘算,到时候手杖就可用作武器呢。一路上,他还尽力与团丁拉好关系,使团丁以为他仅是一个疯疯癫癫的阔少爷,不是共产党,从而放松警惕。 
  
到离浏阳30多里路的古港炭棚附近时,太阳已挂西山了。落日的余辉将整个山岙照得一片金光通红,习习山风给人送来舒适的感觉。拐过一道山湾,前面出现一间小茶铺,屋檐下一面写有“茶”字的小黄旗在晚风中微微飘荡。潘心元心想,过了这村恐怕就没那店了。于是,停了下来,在路旁一条地坎上一靠,装着十分可怜的样子向团丁哀求说:“老总,我实在走不动了,脚板在抽筋,让我再休息一会儿吧!” 
  
团丁见这个少爷实在“窝囊”,就说:“那就到前面茶铺坐一下吧。”潘心元推托说:“不,不,这时坐下就走不动了,就在这里休息好了。”团丁见他一副憨相,对他更信任了,便说:“那你在这里休息,我们去茶铺喝碗茶。”潘心元又故意说:“我不识路,还是我们在一起休息一会吧。”团丁说:“这里是大路,笔直向前走,不要转弯就是。”潘心元见“拗”不过,就爽快地摸出一把铜板交给团丁,然后说:“那你们去喝茶吧,我在这里稍休息一下马上就来。” 
  
潘心元见团丁们中计,心中不禁由衷欢悦。其实,这一天的百余里山路,对他来说并不在意,他从小练过武功,加上几年地下斗争与部队生活的磨练,早就练就一双铁脚板,今天路上的磨蹭只是为了麻痹团丁而已。他见团丁们陆续进了店,一转身飞也似的钻进路旁的密林,消失在茫茫林海之中。 
  
潘心元在深山密林中快速穿行着。天渐渐黑下来了,不久就看不清面前的道路了。潘心元本想翻过几座山岭赶往铜鼓参加起义。可是,待第二天天亮一看,他在黑夜中弄错了方向,竟摸到浏阳城边来了。 
  
这可怎么办?从这里再去铜鼓,显然时间不允许了,如果要去浏阳城,那里敌人戒备森严,又如何能进得去? 
  
潘心元正在进退维谷时,突然前面晨雾中隐隐约约可见一户农舍,他打算上去讨个讯。但到农舍四周转了一圈,不见人影,只见门前地上放着一只空篮子,可能是主人家准备去菜地里拔菜用的。潘心元突然灵机一动,从身边摸出几个银角子放在主人家门前,然后捡起空篮子,装作进城买菜的伙计,急步向浏阳县城走去。 
  
国民党浏阳县团防总局的副团总董泽汀为人较开明、正直,潘心元在担任国民党县党部执委时,曾与他颇有交情。再说董泽汀的四个女儿都是周坤元在长沙时的同学,大女儿董薇还是中共地下党员,潘心元撤出浏阳时,特意留她在城里,利用她父亲的关系坚持地下斗争。因此,潘心元这次决定去找董薇,以便发动城里的地下党组织做好迎接起义部队进城的准备。 
  
潘心元巧妙地避过敌人重重岗哨的检查与盘问,好不容易来到了董宅附近。 
  
“咚咚咚咚。”他在董薇房门上有节奏地敲了四下联络暗号,董薇立即来开了门,见是县委书记清晨登门,又惊又喜,一把将他拉进了房间。 
  
董薇没等潘心元坐定,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他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慕容楚强不幸被捕了,现在正关在大牢里,不日就要被处决。潘心元听后,头脑里嗡地一声炸开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在他离开铜鼓去安源的前一天晚上,他与徐骐还同他作了一次通宵长谈,大家对当前的革命形势都充满了信心,现在怎么一下就沦为敌人魔掌中的死囚犯?这是一个多好的同志呀!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将他营救出来。于是,他来不及细作考虑,就一定要董薇立即引他去见其父董泽汀。 
  
潘心元做梦也没想到,铜鼓部队自从派刘建中与周克明来安源找他以后,还感到不放心,第二天又派慕容楚强作为第二梯队再来安源寻找。慕容楚强抵达安源后,得知潘心元已陪毛泽东回铜鼓领导秋收起义了,就高兴地连夜离开安源,准备回浏阳组织地下党作好接应工作。不料到达浏阳枫林铺时,被叛徒认出而被捕,当即被打入死牢。 
  
潘心元见到董泽汀后,没作什么寒暄,就直谈慕容楚强的事。董泽汀感到十分为难,因为此案是团总亲手抓的,被判处死刑已成定局,任何人也无回天之术。但他说,按他的职权,可在执行日期上稍作拖延。潘心元一听马上喜上心来,他知道秋收起义即将打响,只要行刑时间能推迟,就有获救可能。于是,他再三叮嘱了董泽汀几句,就欣然告辞出来了。 
  
但是,最使潘心元感到头疼的,还是董薇告诉他的第二件事——妻子周坤元竟在这关节眼上来浏阳了,现在也住在董家。潘心元不禁焦虑如焚。 
  
其实,这时的潘心元何尝不想与妻子多聚一会啊!他们夫妻俩已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在这样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地点,偶然间有了这样一次特殊的会面,他们心里自然都有一种特殊的惊喜与感慨。但是,秋收起义的战斗即将打响,他不能在安乐窝里厮守自己心爱的人,因此,他只好向妻子下了严厉的“逐客令”。 
  
妻子走后,他立即与董薇投入了紧张的发动地下党迎接起义部队的准备工作。 
  
“山雨欲来风满楼”,浏阳城在风雨飘摇中等待着新生。 

                                 
  
毛泽东安全抵达铜鼓的第三团驻地,已是9月10日了。前一天,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已按原定日期爆发,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铁路工人破坏了长沙至岳阳和株州的铁路,原国民革命军中央警卫团也已在修水宣布起义。 
  
毛泽东到达铜鼓后,立即召开第三团连排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讲述举行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和战略部署,进行紧张的战前动员。 
  
11日早晨,一轮朝阳从东方喷薄而出,给湘赣大地洒上了万道金光。一阵嘹亮的军号声响过,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千余名指战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地汇集在定江河畔的桥头大沙洲,接受毛泽东等领导的检阅。 
  
毛泽东穿着一件蓝色军装,在团长苏先骏、政治部主任徐骐等陪同下,绕场一周,检阅了全体指战员。然后,他将一面鲜艳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的军旗授予了先锋队,并向全体指战员庄严地发布了向浏阳进军的命令。 
  
部队在毛泽东亲自率领下出发了。一路上,苍松翠柏掩映着一面面红旗,深山峡谷里回荡着一阵阵战歌: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 
  
万众一心!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 
  
杀尽敌人! 
  
我们团结,我们前进, 
  
我们奋斗,我们牺牲。 
  
杀向那个国际帝国主义大本营, 
  
最后胜利必定属于我们工农兵! 
  
部队沿铜鼓定江河西上,一直向浏东重镇——白沙镇逼近。但是,部队行进了很长一段路程,还不见驻扎在修水的第一团向他们靠拢,毛泽东心中不禁疑云重重。 
  
早在暴动前夕,毛泽东在安源时就以前委名义命令第一团到铜鼓和第三团会合后,共同向浏阳发起进攻。但师长余洒度认为自己原来并不归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也没有把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真正放在眼里。因此,他对前委的命令根本不予理睬,擅自命令第一团去进攻平江县城,想得手后再会战长沙。 
  
第一团在进驻修水时,曾击溃了盘踞在这里的黔军邱国轩团,为民除了一害,深得当地人民欢迎。 
  
不久,平江工农义勇队在余贲民率领下,也辗转来到修水与第一团合编。后来,鄂南又开来一支由叶重开与罗荣桓率领的通城、崇阳农军,近二百人枪,被余洒度收编为一团的特务连。 
  
当时,被第一团赶出修水驻地的国民党邱国轩部,像一群离洞野狼四处流窜,没了安身之处。邱国轩见第一团声势越来越大,就主动派人与余洒度联系,说愿意率部投诚,请求第一团收编。邱国轩本人见了余洒度,更是痛哭流涕、声泪俱下,频频对天发誓,愿随余洒度鞍前马后效劳一生。 
  
余洒度原是中央警卫团的一个营长,团长卢德铭去武汉向省委汇报工作后,他暂时接替了团长职务。后在张家湾军事会议上,又被毛泽东任命为第一师师长。一个月内连升数级,一时踌躇满志,对邱国轩的一番奉承话失去应有警惕,心中反而感到很受用。因当时他正在千方百计地想扩充自己力量,以壮军容,因此,没对邱国轩部作任何必要的教育与整编,就将他的团按原建制收编下来,并仍让邱国轩任该团团长,埋下了隐患。 
  
秋收起义爆发后,余洒度率部离开修水来到平江的龙门厂,命令留一个营随师部作后卫外,其余部队全由师参谋长、第一团团长钟文璋率领直奔长寿街,准备打下长寿街后再夺取平江县城,以控制粤汉铁路,然后与第二团、第三团会合,围攻长沙。 
  
此时,贼心不死的邱国轩却偷偷派密使与驻扎在平江县城里的国民党唐生智的第八军某部暗中勾结,密谋叛变。 
  
12日,钟文璋率部进至平江东郊的金坪,距长寿街仅有15华里,只要再往前运动一段路,即可向长寿街发起进攻。就在这时,邱国轩部突然停滞不前,声称前方发现敌人,将部队散于两翼埋伏。钟文璋不知是计,仍率部队从中路向前运动,使第一团完全暴露在开阔地带。这时,散在两翼的邱国轩部突然向第一团猛烈开火,前方岸上埋伏的唐生智部也同时用机枪严密封锁了开阔地带,第一团顿时陷入三面受敌的险境之中。钟文璋身先士卒,带头向正面冲锋,指挥部队突围。可是,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恶战了两个多小时,第一团死伤惨重。钟文璋突围以后,也从此下落不明。 
  
驻扎在龙门厂的余洒度闻讯后,立即带后卫营去接应,但为时已晚,部队早已被打散了。幸亏副师长余贲民原是平江农军首领,在当地群众帮助下,将部分失散战士收拢归队,使第一团的队伍勉强得到恢复。这时,指战员们义愤填膺,准备再攻长寿街,向邱国轩讨还血债。但平江守敌倾巢出动,在第一团背后,对第一团形成腹背包围态势,一团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在这紧急关头,刚从武汉连夜赶回部队的师总指挥卢德铭冷静地分析了眼前的严酷形势以后,不顾余洒度的极力反对,命令部队向修水撤退,并将情况立即写信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并请示下步行动计划。撤退时,平江本地战士大半开了小差,千余人枪的部队只剩下四五百人。 

                                  
  
916日,工农革命军攻打浏阳县城的战斗打响了。潘心元藏在董泽汀家,听到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在县城四周频频响起,心中压制不住激动与兴奋,待枪声稍有稀疏后,就迫不及待地跑出门去。他多想早一刻回到他日想夜思的第三团去,能够与大家一起冲锋陷阵、一起投入夺城乃至攻打长沙的战斗。 
  
可是,他在浏阳街头碰到的却是满目不相识的战士。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张家湾军事会议确定的作战方案临时有变动? 
  
潘心元正在诧异,突然迎面来了慕容楚强,原来浏阳监狱已被起义部队打开了。潘心元激动地跑上去,紧紧拉住老战友的手,两行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这时他才知道,来攻城的不是第三团,而是王新亚领导的第二团。眼前军情瞬息万变,不允许他们多作细说,他们就一同投入发动地下党的工作了。 
  
第二团是由安源的武装矿警队、工人纠察队与安福、莲花、醴陵、衡山等地的农军联合组成的,还有一批临时用梭镖、马刀武装起来的工农群众,共2000多人。这个团有一支由矿工组成的爆破队,他们用洋铁皮包着炸药,装上雷管、导火线制成土炸弹,爆炸力很强,工人们都叫它“洋镜鼓”,在攻城战斗中发挥很大作用。911日零时,第二团全体指战员树起镶着镰刀斧头的红色军旗,正式宣布起义。他们所向披靡,接连攻克老关、醴陵二城,取得了重大胜利。敌人调集重兵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向第二团合围而来,致使第二团被迫放弃北上会攻长沙的计划,改攻浏阳,以期与原计划负责攻打浏阳的第三团会合后,再直取长沙。这时,第三团尚未到达,难怪潘心元在街上见到的都是陌生战士。 
  
浏阳城被攻克以后,王新亚感到六天连克三城,不禁沾沾自喜,产生严重麻痹轻敌思想。他疏于警戒,竟以筹集军饷为名,下令全团放假三天,纵容官兵在浏阳城内吃喝玩乐,部队纪律松懈,在市民中造成极坏影响。 
  
潘心元、慕容楚强一路见此情景深感痛心。潘心元在张家湾军事会议上与王新亚见过面,因此就匆匆去找团长商议此事。 
  
“浏阳富庶,地形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敌人是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现在我军坐守孤城,实非上策。建议团长还是速将部队撤到城外,往浏阳东部乘胜追击敌人为好,以与第三团呼应,合击增援之敌。”潘心元见了王新亚后,没有寒暄与客套,就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但王新亚却不以为然地说:“部队已数月没发军饷了,官兵思想不稳,现在不能开拔。我们要在这里一边抓紧筹饷,一边让部队休整几天。待第三团到达以后,一同会攻长沙。” 
  
潘心元是个为革命置生死于度外的汉子,虽然第二团不属他领导,但他心系秋收起义的全局,还是耐心地对王新亚说:“给部队筹饷倒也不难,部队撤出城后可一路打土豪,我们浏阳县委也一定尽全力支援。你们向城里商会适当摊派,并无不可,但要节制,更要号召商民照常营业,平买平卖,以便安定人心。现在部队攻入县城后,纪律松懈,影响十分不好,结果会很难在此立足的。请团长三思。” 
  
听潘心元这样一说,王新亚身上的绿林习气顿时发作了,哪能听得了半句刺耳的话语?更何况几天来连克三城,觉得自己已很了不起了,就板着脸对潘心元反唇相讥:“我团攻克浏阳,地方本该筹款来相迎,你倒说我部骚扰地方,要我退出县城,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 
  
潘心元也正言厉色地说道:“王新亚同志,我们都曾一道参加省委前委的军事会议,我们应该对革命负责!” 
  
慕容楚强也严肃指出:“目前从军事角度考虑,敌人必然会来反扑,你这样麻痹轻敌,坐守孤城,最后一定会惨遭不该有的损失!你要负全责!” 
  
王新亚不屑一顾地哈哈大笑起来:“我第二团自起义以来,几天连克三城,反革命力量不过如此,浏阳的敌人我也较量过了,你们不必害怕。等我筹足军饷以后,不消三天,就一定能打下长沙。你们给我放十八个心吧!” 
  
潘心元见劝阻无效,只好与慕容楚强退了出来。刚到门口,碰上了刘少林,他是从永和区过来的,掌握的情况更为确切,与潘心元的意见一模一样。于是,三人又重新回团部向王新亚再提建议,但王新亚还是听不进去。当晚,潘心元又和刘少林等上街探听消息。深夜,张培基赶来,也告诉了同样情况。第二天清晨,潘心元又带大家去找王新亚,建议部队必须撤出县城,到南门外占领阵地,以防万一。但王新亚不但不听,还嫌潘心元啰嗦。 
  
果然不出潘心元所料,就在第二团进城后的第二天(即917日)下午,敌谭崇赞的三个营和罗定的两个营,从醴陵方向尾随而至;王东原一个大队自长沙东来;东乡之敌周倬营与浏阳县长谭鼎部合伙向县城猛扑;平江的张南轩营也积极呼应。第二团顿时陷入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的险境。 
  
由于疏于戒备,当王新亚发现敌情时,敌已近身,火力极其猛烈。各部队只能在毫无准备情况下匆促应战。没多久,第二团部队就成排成连地溃散了。王新亚更是惊慌失措,完全丧失了指挥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潘心元只好极力建议王新亚组织有计划地撤退。王新亚即随潘心元与慕容楚强等,带着特务连和团部一部分人冲出重围,来到浮桥附近,准备过河后撤。但此时桥头已被敌人密集火力封锁,根本无法过河。他们又转向西门,向牙祭山方向撤退。深夜到达南乡枫林铺时,一清点仅剩128支枪、130余人。部队继续向湘赣交界的文家市方向前进。途径澄潭江时天已大亮,这时农民跑来报告说,文家市已被敌人占领。王新亚见状完全丧失了信心。最后,在潘心元等的一再催促下,才勉强鼓气勇气,且战且走,好不容易冲过文家市,来到浏阳南部的岩前乡。 
  
这时天色已晚,凉风习习,部队既累又饿,只好在岩前乡宿营。潘心元利用当地关系,找了几家老乡,为部队准备了一顿晚餐。饭后,潘心元等又找王新亚开了一次会议,建议王新亚将部队开向万载、铜鼓方向,与第一团汇合。但王新亚一直不作声,只叫特务连和各排排长带好武器跟他洗澡去。其他人就地休息,准备明天再行动。 
  
这一夜,潘心元倒在床上辗转反侧,痛心疾首。一支千余人好端端的队伍,由于指挥者的麻痹轻敌,几小时就被白白糟蹋光了。他准备明天再与王新亚谈谈,要他无论如何要带好余下的部队,迅速向毛泽东领导的第三团靠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可是,当潘心元第二天在晨曦中醒来时,王新亚早已连夜带几名卫队和连排长不知去向。潘心元急忙将战士们唤醒,准备带他们去寻找毛泽东与第三团的同志。但第二团战士不认识潘心元,也不知他的身份,不但不听他的,反而要缴他的枪。随后,他们就三五成群地各自分散了。 
  
潘心元望着这些陆续散去的战士们,只能仰天长叹。他为这支来自安源革命摇篮的武装队伍就这样白白葬送在个别无能者之手而感到万般痛心。但他看看身边那几个始终跟他风雨同舟的同志,一种希望感不禁油然而生。他坚信,星星之火终有一日会重现燎原之势。

                                  
  
话说潘心元为救毛泽东脱险而被捕后,由浏阳工农义勇队改编的第三团就由毛泽东直接率领。他们在911日凌晨离开铜鼓以后,就挥师直指浏东重镇——白沙镇。 
  
白沙镇毗邻江西,是铜鼓至浏阳的一个隘口。四周群山环抱,中间是一片尽是水坑茅草的低洼地。浏阳河的大溪支流将小镇分为两半,中间靠一座木桥连接两岸。一条傍山小路通往镇上狭窄街道,这就是小镇与外界联络的唯一通道了。 
  
国民党在这里驻有唐生智第八军第一师第一团周倬的一个营。他们平时勾结土豪劣绅,烧杀清乡,无恶不作,群众怨声载道。 
  
第三团到达以后,兵分三路,向要隘的龙须岭、樟树坳和慈皇庙守敌发起猛烈进攻。经一个多小时激战,毙敌连长以下20余人,生俘100余人,胜利攻下了白沙镇。毛泽东高兴地称之为“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一词: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白沙群众得知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打回来了,个个欣喜若狂,到处鸣炮欢迎自己的部队。他们有的送柴草,有的帮舂米,上阳、磨石等乡群众还杀了猪羊来慰劳自己的子弟兵。当地的工会、农会组织把埋藏的大刀、鸟铳、梭镖、松树炮等都挖出来,组织了“支援队”来支援革命军。 
  
第二天,第三团乘胜追击,又一举攻下了白沙另一集镇——东门市,守敌周倬营闻风披靡,逃往达浒。 
  
毛泽东分析敌情以后,觉得东门市位于浏阳河上游的大围山下,人口密集,贸易繁荣,是屯兵理想场所。但守敌周倬营不加抵抗就轻易放弃逃逸,且东门市至达浒的路途又处于夹山之间,极易伏兵,可能其中有诈。决定暂不乘胜追击,以观动静,并提示团长苏先骏要保持高度警惕,在市周围各制高点放排哨,密切注视敌人动向;另一方面,派人前往达浒一带侦察敌情,严防达浒之敌偷袭。 
  
但这时的苏先骏被两天来的二仗大捷冲昏了头脑,醉心于接受当地群众的慰劳,不但没部署兵力占据各制高点,甚至连市内的警戒也没布置,使部队完全处于没有任何防备的状态之中。 
  
14日上午,毛泽东在镇天主教堂楼上召开全团负责人会议,准备部署下一步的群众工作和攻打达浒的计划。 
  
突然,警卫员带了一人来见毛泽东。来人解下缠在头上的布帕后,取出一封折叠得很紧的信件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拆开一阅,原来是师总指挥卢德铭由平江龙门厂写来的报告,方知第一团已向平江进发,并已遭受重大损失。毛泽东还没来得及将情况向团领导通报,只听东面羊牯脑山头响起激烈机枪声,并发现附近山上有全副武装的队伍在向市内运动,全是穿灰衣服的敌人。毛泽东立即停止开会,命令各部负责人迅速回部队指挥战斗。 
  
原来,第一团在平江金坪失利后,敌张南轩营和平浏绥靖司令阎忡儒部共千余人,即迅速向第三团迂回过来,与周倬营会合后,在当地潜逃的土豪劣绅带路下,迅速包围了东门市。 
  
东门市一边是羊牯脑山,一边是马鞍山,市街处在两山夹持之中。一路敌人已先行占领了羊牯脑高地,用轻重机枪封锁了四周道路;另一路敌人正迂回向东,企图登上马鞍山制高点,形成对东门市的封锁,置第三团于死地。 
  
苏先骏面对这突变形势束手无策。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来到第三团司令部,亲自指挥部队沉着应战。他派二营拒敌于上车一带,粉碎敌人抢占马鞍山制高点的企图;同时派一、二营,从羊牯脑山两侧合力反攻,以夺取敌人机枪阵地。但多次组织强攻,都遭敌猛烈火力的阻击。毛泽东决定撤出战斗,而敌已用机枪火力封锁了东门桥,第三团无法渡河。在这危急关头,团党代表徐骐亲自到一营加强指挥。此时,徐骐正疟疾发作,由警卫员扶着到前沿阵地指挥战斗,不料被敌人子弹击中肩膀和后脑,当场壮烈牺牲,时年仅24岁。 
  
一营营长汤彩芝悲愤交加,跃出战壕,奋臂高呼:“誓为党代表报仇!”带头向敌制高点迂回猛攻,不料腹部中弹昏倒在地,小肠溢出体外,鲜血染红了山坡。他从昏迷中醒过来,咬着牙关,将肠子塞回腹腔,解下绑腿布缠住伤口,又从地上爬起,继续指挥部队向山头猛攻。他没冲多远,又被敌人子弹击倒在地上,枪口仍在向敌人吐着火舌,直至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流尽最后一滴鲜血。 
  
一营战士亲眼目睹了汤营长盘肠大战的壮烈场面,士气为之大振。他们高喊着口号,前赴后继地奋力向山头冲锋,终于打哑了敌人的机枪阵地,夺下了制高点,为第三团安全撤退创造了条件。 
  
傍晚,第三团从东门市退至上坪地界。这里地势险要,群众基础好,敌人又不敢冒险尾追,部队就在此驻下作短暂休整。 
  
第三团东门市失利、第一团败走金坪、第二团情况至今不明,这一系列的严重打击,使毛泽东认识到一个道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处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从湘赣边界来说,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本来就很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各自为战,行动并不统一,进攻目标都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这个计划本来就是难以实现的。 
  
毛泽东在上坪张家屋场,召开了第三团连以上干部会议,向大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说明了为什么撤退的原因,然后当机立断,取消攻打长沙计划,改向南乡文家市前进,并以省委前委名义,向第一团下达了命令:“立即撤退,前往文家市会师。” 
  
毛泽东将命令交卢德铭派来送信的交通员,要他迅速送回金坪第一团驻地。然后又向省委写了报告,说明工农革命军不再攻打长沙的理由,要求省委取消长沙暴动计划。 
  
15日晚,中共湖南省委接毛泽东报告后,立即作出决定,停止原来准备在第二天发动的长沙暴动。

                                  
  
文家市位于湘赣交界的连云山西侧,距浏阳县城120里。东南与江西的万载、宜春、萍乡三县隔山为邻。这里群山怀抱,地势险要,古有“东南锁钥,吴楚咽喉”之称,是湖南、江西两省四县的融汇贯通之地。 
  
大革命时期,这里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几乎所有农民都参加了农民协会,区、乡都建立了共产党组织,群众基础十分厚实。 
  
919日早晨,毛泽东率领的第三团拔掉了这里的国民党团防局以后,其余各路敌人一时顾及不到,第三团就在文家市驻扎下来了。 
  
当天下午,卢德铭率领的第一团及散落在浏阳农村的第三团战士和安源爆破队的部分同志,闻讯后陆陆续续赶到了文家市。这支原有5000人马的工农革命军,这时勉强汇集了约1500人。当晚,毛泽东在里仁学校后栋教室里,主持召开了有师团负责人参加的省委前委扩大会议,讨论部队今后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清醒地对当前的客观形势作了深刻分析,主张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他说:“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砸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毛泽东在这革命生死存亡关头,提出去农村山区发展革命力量的,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他将革命斗争矛头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新起点。 
  
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工农革命军在文家市休整了两天以后,南下向井冈山地区挺进,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新征程。就这样,由潘心元一手创建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在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以后,就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了。后来,中共中央决定,井冈山上的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原浏阳工农义勇队编为红四军的第三十一团,与由朱德、陈毅带上井冈山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组成的第二十八团,成为当时井冈山红四军的二大主力部队。 
  
潘心元在浏阳南部的岩前乡与第二团战士分手后,不知毛泽东已命令起义部队余部会师文家市。他与慕容楚强、刘少林等为了寻找自己的部队,日夜兼程,风餐露宿,找遍了部队可能驻扎的地方,最后均未果而终。 
  
开始,他们分析第三团在东门市失利后,可能会撤回江西铜鼓的原驻地,因为那里地势险要,便于屯兵。因此,他们就连夜出发去铜鼓寻找。 
  
一路上,秋风萧瑟,凋零的树叶漫山遍野飘荡,唯有林中的枫叶却红得像燃烧的火焰。潘心元一边走,一边欣赏红叶的神韵,心中不禁激起种种联想:红叶要是没有秋霜、寒风的锤炼与煅铸,它能有如此夺目的色彩吗?世上的事物,成功总是在艰难险阻的后面,就看一个人有没有足够的信心与勇气去拼搏、去争取。 
  
他们转过一段山道,天又近正午了。肚子里发出的阵阵咕叫,提醒他们已整整一天没吃东西了,身子软得就像下了锅的面条。特别是慕容楚强,在敌人监狱中受尽了刑讯折磨,几处伤口正在恶化,身子显得更虚弱,额头的汗珠就像黄豆般地一串串往下掉,每走一步都要忍受极大苦痛。 
  
潘心元实在不忍心看下去,就在一片林子里停了下来。他扶着慕容楚强在一块岩石上坐下,设法弄点吃的东西。 
  
他走出林子,透过迷蒙的云气向山下探望,只见不远处的山脚下有几户农舍正在冒着炊烟,就加快脚步向山下走去。 
  
他在一户农舍前,大婶大伯地唤了几声,只见屋里出来一位跌跌撞撞的老大爷,用陌生而警觉的眼光打量着面前这位不速之客。潘心元很有礼貌地对他说,自己是浏阳城里的生意人,因路上遭劫,已整整一天没吃东西了,请老大爷能舍施一口饭救救命。老大爷见这位年轻人言行彬彬有礼,不像是个坏人,就客气地将他让进屋,然后盛来满满一大碗米饭给他充饥。潘心元说还有伙计病倒在山上,就谢了大爷,端着米饭上山来了。潘心元气喘吁吁地来到林子里,首先将饭碗递给慕容楚强,但慕容楚强说什么也不肯接这碗饭。他说潘博士身子要紧,一定要心元先吃。潘心元又将饭碗递给刘少林,刘少林更是不接,深情地说,要是潘书记饿垮身子,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了。 
  
三个人你推我、我推你,推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一个人愿吃这碗饭,尽管这时大家都已饿得双眼发花。 
  
最后,还是慕容楚强想了一个办法,一人一口轮着吃。他先动手,抓了一把饭往嘴里送,然后把饭碗递给潘心元。潘心元转递给刘少林,待他也抓了一把后,自己才抓一把。就这样,一碗饭不知轮了几回合,才勉强将它解决了。 
  
饭后,慕容楚强问潘心元:“博士,今天我们三人在这荒山野岙用手抓吃同一碗米饭,比起你当年当大少爷时吃大鱼大肉,哪个味道好?” 
  
潘心元笑呵呵答道:“当年我当少爷,过的是地主阶级的寄生虫生活。今天我是战士,过的是革命化生活,这碗饭当然要比当年的羊羔美酒好吃几百倍了!”说得三人捧腹大笑,笑声惊飞了林中山鸟…… 
  
这一天,他们终于来到了铜鼓西部与浏阳相邻的小集镇排埠。经打听,才知三团出发后就一直没回铜鼓,现在铜鼓驻扎着敌朱培德的一个团,其中一个营就扎在排埠,街上戒备十分森严。潘心元听后不禁大失所望。 
  
他们正在街上无目的地徘徊,突然迎面来了两个国民党便衣侦探,拦住他们要搜身。潘心元沉着地上去应付,说自己是做夏布生意的客商,今天路过这里,请高抬贵手。但这两个家伙一定要强行搜身。潘心元想,如果让他们搜身,身上的武器就要暴露,与其活活被抓还不如拼个鱼死网破。于是,他用眼色暗示了一下慕容楚强,慕容楚强就主动上前让其先搜身。只见他高高举起的双手,突然像利斧似的猛劈下去,眼前那个搜身的敌兵一声惨叫就倒地不动了。慕容楚强从小练就一身武功,这个“晴天霹雳”对他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另一个敌兵见状,吓得屁滚尿流,立即拔腿就逃。这时,潘心元一边机智地高喊:“有土匪!有土匪!”一边领着慕容楚强与刘少林向敌兵相反的方向逃跑,迅速脱离了这块是非之地。 
  
跑了一段路后,潘心元见身后没有追兵,就在一座小山坡的背面停了下来。他们是该好好商量一下对策了。起义部队目前无影无踪,回浏阳又有几天路程,但眼前的他们早已身无分文,连吃饭都成问题,下步该怎么办? 
  
潘心元一时没了主意,只是举起袖管不停地擦着额头的汗珠。突然,他心头一亮,高兴地叫了起来:“我们怎么这样呆,捧着金饭碗却愁没饭吃。你们看,我身上这套上等的毛毕叽褂子很值钱,不是可以换饭吃吗?”说着,就要动手脱褂子。 
  
慕容楚强听后首先表示反对。他知道,潘心元为革命奉献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为使贫苦农户过上好日子,他说服母亲开仓济贫;为给地下党组织筹集经费,他不惜变卖自己的家产;这次为了救毛泽东脱险,连妻子给他的结婚纪念金戒也抛给敌人了……他身上唯一值钱的,就只有这套毛毕叽褂子了,这还是那年去武昌参加党的五大前夕,妻子连夜为他赶制的,这也是妻子留给他的唯一一件纪念品,怎能随便卖掉。慕容楚强想到这些,心头不禁一阵酸痛,两行苦泪差点滚落下来。 
  
他动情地对潘心元说:“潘博士,无论如何这褂子不能卖,我们有困难可另想办法。你不听人家说‘天无绝人之路’嘛!” 
  
刘少林也接口说:“我也不同意卖褂子,否则嫂子会骂我们无能的。我们即使累死饿死,也决不能卖褂子吃饭!” 
  
“啊哟哟,你们这些大傻瓜,”潘心元听后爽朗地大笑起来,“你们的目光怎么这样短浅?俗话说‘千金散尽还复来’,只要革命成功,难道还怕没像样的褂子穿?现在还是委屈一下我妻子吧,眼前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肚皮问题,你们别再婆婆妈妈了!” 
  
说着,潘心元脱下褂子,拍了拍褂上的尘土,将它整整齐齐地叠好,然后就向镇上的当铺走去。褂子很快被当出去了,潘心元将所得钱三人平分,又高高兴兴地踏上新的征途。 
  
途中,他们得知起义部队会师文家市,就连夜向文家市赶去。可是到了文家市,部队又已开往江西桐木了。他们赶到桐木,见满街都是起义军经过时留下的口号标语,就是不见部队踪影。他们就沿着标语所帖的方向往前走。当行至安源附近时,得知安源已被敌人占领了,他们只好折向上栗方向。 
  
这一天,他们刚在上栗市街头行走,突然背后有人叫慕容楚强的名字。慕容楚强回头一看,原来是金刚区工会会员杨炳臣。在他介绍下,潘心元一行才与上栗市的地下党取得联系,才得知毛泽东已带领秋收起义剩余部队上井冈山,中共湖南省委也已从安源迁回长沙,准备在平浏醴地区开展游击斗争。 
  
鉴于这种情况,再尾追起义部队已是不可能的了。潘心元就果断决定返回浏阳,准备迎接新的斗争考验…… 

 血溅漩门湾 

                       
  
潘心元告别了亲人,在各地秘密交通站的协助下,转赴赣东北,然后从九江下船,经南京、镇江,一路风尘仆仆赶往上海。 
  
当他再一次平安抵沪时,已是19308月初了。 
  
潘心元在“上海大同书局”,经地下交通站指引,找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浑身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轻松与欣慰。他像一名久别游子回到慈母身旁,无数知心的话语将向母亲倾说。 
  
他一到上海,就根据中央指示,夜以继日地埋头起草给党中央的《巡视湘鄂赣三省红军后之报告》,全面阐述自己对当前革命形势的看法以及一年巡视活动的体会与建议意见。 
  
正在这时,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浙南党组织,发生了意外变故。 
  
自从中共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以后,浙南地区农民运动风起云涌,革命形势高潮迭起,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胡公冕任军长,金贯真任政委,陈文杰任政治部主任,军部设永嘉县五尺村。 
  
这支队伍活动地域遍及浙南20多个县,最盛时人数达6000左右,曾攻克丽水、平阳、缙云县城,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气焰,宣传了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影响深远。 
  
红十三军大规模的武装活动,震惊了国民党当局。蒋介石匆匆任命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兼任苏浙皖三省“剿匪”总指挥,朱世明为浙江省“剿匪”指挥官,调集一三五旅和浙保三、四、五、七团,加上温、台、处地方民团共万余人,从四面八方“清剿”红十三军。朱世明还派教导师一营到温州“督剿”。浙南地区刀光剑影,血流成河,斗争十分激烈、残酷。 
  
红十三军在中央“赤化浙江”极左思潮指导下,错误地将攻打中心城镇作为主要军事行动目标。19305月中旬,他们策划红一团攻打平阳县城。红十三军政委金贯真亲自到平阳部署战斗,20日下午返回温州时,被同村的一个叛徒告密,在温州虞师里被敌人特工逮捕,随夜就被枪杀了。 
  
噩耗传来,全军愕然。红一团要替政委报仇,将攻打平阳县城的战斗提前到24日上午,在平阳、瑞安赤卫队200多人配合下,攻占了县政府。但敌人在城楼上居高临下,拼死顽抗。红军浴血奋战到下午3时,仍不能取胜,为了保存实力,只好主动撤出战斗。 
  
攻打平阳县城失利后,胡公冕鉴于斗争形势迅速逆转和干部奇缺,秘密从永嘉绕道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要求向浙南特委与红十三军派遣得力干部。 
  
正在这时,潘心元受召回上海汇报巡视湘鄂赣三省红军情况,等待党中央分配新的任务。当时党中央领导人李立三和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找他谈话。 
  
潘心元刚一坐下,周恩来就递上一杯热腾腾的茶,和蔼地与他谈起来:“中央根据你的再三要求,决定重新分配你的工作。目前,江西中央苏区已四面被敌人封锁,人很难进去。中央决定要在浙江南部的敌后开辟新区,以拖住进攻江西苏区敌人的后腿。那里斗争激烈、残酷,很需要有党的得力干部。因此,中央决定让你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去浙南地区巡视党务与军事工作,指导那里的工作。你看怎么样?” 
  
潘心元对党组织的决定从来不讨价还价,听了周恩来的话,当场表态说:“我是干军事的,能回到前线去工作,这是我最大的愿望。我完全同意党组织的决定。” 
  
潘心元回到龙华市郊的隐蔽住处后,心情一直久久不能平静。他深深感激党中央对他的信任与重用,也深感自己肩头任务的光荣与艰巨。这一天,他特意上街去理了发,又邀请了当时也正在龙华等待中央分配工作的好友张侃与杨卓然,到馆子里美美聚了一次餐。然后,拾掇行装,满怀信心地踏上了一条崭新而艰辛的征途。

   处州,今丽水地区。

                                 
  
1930826日,天高云淡,日丽风轻。 
  
一声汽笛长啸,上海开往温州的“广济”轮船徐徐离开十六铺码头,沿着温柔而飘洒的黄浦江缓缓地驶向汪洋大海,船艄后翻起一堆堆雪白的浪花。 
  
潘心元依偎在甲板的栏杆上,注视着前方海天交接处的群群海鸥,心中不免暗暗自问起来:海鸥那样执着地热爱大海,难道仅仅是为了海中有取之不尽的食物吗?如果大海没有烟波浩淼的宽阔胸怀、没有战风搏浪的激荡环境,海鸥岂非要憋死温床? 
  
潘心元看到桀骜不驯的大海,羡慕海鸥的婀娜舞姿,更羡慕海鸥那种迎着暴风恶雨前进的拼搏精神。他知道此次浙南之行,征途艰险,凶吉难卜,海鸥的品性与意志正是值得仿效学习的。 
  
当时的浙南,正处于百年罕见的特大灾荒之中,风虫为虐,水旱迭至,饿殍千里,民不聊生,但国民党反动派却趁机加紧向农民征收各种苛捐杂税。 
  
潘心元知道目前的浙南地区正像一堆焦干的栎柴,只要有一颗星火,就可能燃起燎原大火。他多想自己能成为一颗闪烁的星火,使浙南这堆栎柴迅速燃起熊火,成为一个崭新的革命疆场。 
  
这天,与潘心元同船前往温州的还有他的老战友、原中共浏阳县委组织部部长张侃和严朴、金国祥等。当时的中共浙南特委书记王国桢刚参加了中央召开的苏浙皖三省联席会议,也同船回温州。 
  
他们平安抵温后,在王国桢主持下,立即召开特委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武装夺取城市和苏浙皖三省联席会议关于建立浙南、浙北两个总行动委员会,领导武装斗争,向中心城市进攻的决定。会议决定将浙南的党、团、工等领导机构合并成立浙南总行动委员会(简称浙南总行委),撤销浙南特委。红十三军的一、二、三团也分别改称为师番号。各县、区党的委员会也同时改名为县、区行动委员会(简称县、区行委)。 
  
潘心元认真听取各特委委员关于上阶段工作的汇报后,在总行委委员朱绍玉与总行委委员兼秘书长金缄三陪同下,深入到瑞安基层,实地调查了党务及军事工作情况。他详细听取了瑞安行委书记郑贤塘的汇报,并深入到瑞安北区区委,实地考察了瑞安与温州交界处的一个乡村党支部情况,耐心听取基层党组织的意见。随后,潘心元在总行委书记王国桢陪同下,又先后到平阳、永嘉等地调查,听取平阳行委书记陈宗熙和永嘉行委书记李一龙的工作汇报。 
  
其间,红一师为打通浙西至江西的通道,争取与江西红军接上关系,在代政委陈文杰和团长雷高升率领下,一举攻克缙云县城,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在县城驻守四天后主动撤出,乘胜南下,攻下与温州城仅距30千米的永嘉瓯渠,敌人仓惶逃跑,红军声势大振。 
  
红一师从瓯渠回到永嘉表山整休时,恰逢中央军委派留苏回国的杨波等五人,随胡公冕来到表山。胡公冕传达了军委关于大力加强部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指示后,由杨波等五人充任军部的参谋与教官,建立了军直属教导队,决定对红军部队开展思想培训工作。全军士气为之大振。潘心元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往表山联络,但因胡公冕已率部前往缙云等地,联络没有成功。 
  
914日,浙南总行委机关被国民党特务侦破。浙江保安四团在永嘉与瑞安交界的渔潭逮捕了总行委秘书长金缄三、秘书张子玉二人,就地枪决。与此同时,代政委陈文杰因病在永嘉与缙云交界的上董休养,被叛徒董祖光出卖而被捕,21日在温州松台山就义。 
  
接连的打击,使浙南总行委与红十三军遭受严重损失。为了重建办公机关,潘心元与总行委书记王国桢等,在永嘉召开了浙南总行委会议,研究转移干部、恢复机关和交通、进一步转入隐蔽斗争的策略,周密部署下一步工作。 
  
会后,潘心元在浙南总行委委员石瑞芳(即曹珍)陪同下,到温岭、黄岩、海门等地作调查研究。胡公冕率领红一师与军部700多人,为扩大红军在台州地区的影响、解决部队装备与给养等问题,决定攻打乌岩镇与黄岩县城。920日,红一师抵达黄岩宁溪,与中共黄岩县委书记戴元谱和夏云虎率领的游击队会合,一举攻下了乌岩镇。 
  
国民党黄岩县县长孙崇夏闻讯后,会同浙江保安五团“围剿”。胡公冕决定放弃攻打黄岩县城,撤回永嘉。不料,黄岩、仙居、缙云与永嘉等县的保卫团配合浙江保安队从四面八方“包剿”过来。红一师在激战中损失惨重。胡公冕将红军化整为零,按原来的游击队各自分散活动,自己带五名留苏回国人员从乐清县清江渡下船,赴上海向中央汇报请示工作。浙南大规模红军活动告一段落。 
  
潘心元在浙南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发现浙南党组织政治水平低,力量非常薄弱,红军长期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平时只能分散游击,很难形成有统一指挥的强大力量,因而经不起敌人的集中打击。潘心元认为:要在浙南举行武装暴动,夺取中心城市的胜利为时尚早,条件尚未成熟。9月下旬,他携带浙南总行委委托他在上海购置枪支弹药的1300余元大洋,由海门下船返回上海。 
  
潘心元抵达上海后,于24日向当时的东方局(即党中央)呈报了《关于浙南的党务、军事及工作困难情况》书面报告,并口头更详细汇报了浙南有关情况,极力主张以根据地来推动革命高潮的到来,把目光紧紧盯在广阔的农村及农民身上,认为要夺取浙南革命的胜利,首先要在浙南农村广泛建立地下党组织,使部队有块生存的根据地,然后再去建立红军。 
  
遗憾的是,他的正确主张没有被采纳。因为他的这些主张与李立三“左”倾错误观点是完全相悖的。他们认为:“浙南的客观条件完全成熟,马上可以组织暴动。”“浙南暴动起来,有夺取一省首先胜利的前途。更猛烈扩大红军,向杭甬发展,夺取一省胜利而响应上海暴动。”“革命形势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更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其结果,正像王国桢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一样:“这个企图真是异想天开。我们执行了立三路线,到处组织暴动,玩弄暴动,最后变到今天的严重的失败。” 

                                  
  
19309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李立三也从此离开了党中央的领导岗位。 
  
但是,王明提出了更“左”的政治纲领,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继续反对毛泽东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在农村聚集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 
  
中央决定重整红十三军,任命潘心元为红十三军政委,要他即赴浙南,迅速做好整顿重组工作,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夺取温州中心城市。 
  
1019日,潘心元奉命与张侃等带着一批新采购的枪支弹药,第二次赴温州。潘心元深知此行道路的艰辛。原红十三军军长胡公冕自乌岩战斗失利返沪以后,就一直没有归队。国民党集中了1万多兵力,正在对红十三军的余部进行更残酷的“清剿”。 
  
红十三军自19305月初组建以来,原有三个团的兵力。第一团由永嘉西楠溪的30多支游击队整编而成,后来瑞安、黄岩、仙居、青田和缙云等地的部分游击队也被编入,最盛时3000多人。自从乌岩战斗后,红一团损失惨重,目前按原组建的游击队各自分散活动,被敌人围困在偏僻山区,很难形成统一力量。 
  
第二团以温岭县坞根游击队为基础组建而成。下辖坞根游击大队、青屿游击大队、楚门(海上)游击大队和一个直属大队,700多人。由于屡遭敌人残酷“围剿”,损失惨重,这时已很难在陆地立足,各自分散在沿海岛屿活动。加上第二团领导层矛盾重重,军心涣散,很难形成协力。 
  
第三团由永康、缙云、仙居游击队组编而成,1500多人。敌人在短短一个半月中,烧毁永康、缙云边境的红军家属和群众房屋720多间,1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敌人还在永康方岩设立了自新站,逼迫群众去“自新”。因而红三团也只能分散在缙(云)仙(居)永(嘉)边境一带活动,无力向敌人发起进攻。 
  
潘心元面对的形势是那样的严峻、残酷。他心里完全明白,要去恢复、整顿这样一支红军部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他到达温州后,通过地下联络站,很快与浙南特委书记王国桢接上关系。在潘心元的建议下,浙南特委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贯彻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总结了立三路线给浙南各方面工作带来的严重后果和深刻教训,同时分析了当前浙南地区的形势,讨论部署下一步工作计划。 
  
潘心元在会上传达了江南军委(即中央军委)关于重新整顿、武装红十三军、待条件成熟后立即夺取温州中心城市的指示,以及自己对今后浙南工作的看法与建议。 
  
会议认为,目前首先要在红军中健全党的组织,加强政治思想领导,克服与纠正浙南红军从来没有很好的党组织、没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没有建立和巩固赤色区域的弊病,加紧巩固红军基础、加强训练、建立铁的纪律,使红十三军能成为一支各方面都过硬的红军队伍。 
  
会议根据当时中央仍要求“夺取中心城市”的决定,制定了先攻打玉环、黄岩、仙居等县城,然后集中力量夺取温州中心城市的行动方案,并要求全体特委委员立即下基层,分头落实特委的决定。 
  
会后,潘心元即派人去永嘉和黄岩等地,分头联络正处于分散游击状态的雷高升、胡衍真和黄岩的戴元谱部队: 
  
10月中旬,雷高升率红一团一部到达青田峰山,会合了青田张学东部共1000多人,在青田北山的白岩进行整休,突遭浙江保安四团和青田民团袭击,红军损失惨重,青田籍的红军战士大部分走散回家。部队退到瑞安的高楼、大京时,又遭敌四面包围。雷高升突围后转回永嘉,张学东率部返回峰山。红军部队除部分骨干在永(嘉)仙(居)黄(岩)边境坚持游击斗争外,其余大部分分散隐蔽,埋好武器,待时再起。 
  
黄岩戴元谱率领的葡萄坑游击队,由于戴元谱被国民党悬赏500大洋通缉避往上海,也已分散隐蔽,无法聚集活动。 
  
115日至8日,浙南特委在台州路桥黄杰家召开扩大会议。潘心元为了集中精力执行中央关于重建红十三军的指示,提出红十三军政委、军长不再参加特委领导的建议,并根据特委书记王国桢本人的要求,决定派他去红一团担任政委职务,专抓红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原红一团政委金国祥调任台州中心县委书记;原台州中心县委书记、浙南特委组织委员石瑞芳调任浙南特委代理书记。 
  
潘心元听取了各县武装力量的情况汇报以后,得知坚持在温岭坞根一带活动的红二团尚保存相当实力,较有发展前途,就决定亲自前往坞根整顿红二团,为实现特委攻打玉环、黄岩、仙居县城的决定积极作好准备。

  ①此时根据中央指示,浙南总行委已撤销,又恢复了浙南特委的称呼,红十三军下属也撤销师番号,恢复团编制。

                                  
  
193011月中旬,又是一年秋风萧瑟时。 
  
潘心元踏着漫山遍野的落叶,在浙南特委宣传委员兼红二团政委赵胜与张侃的陪同下,来到了地处乐清湾沿海的温岭县坞根村的红二团驻地。 
  
红二团自19307月组建以来,在浙南特委领导下,一度发展到700多人。他们曾激战湖头村、叶藤岭,强攻茶头村、海塘头,伏击坑边岭……战功累累,威震东南沿海,使温、玉两县国民党反动派闻风丧胆。 
  
但由于红军内部忽视政治思想工作,领导层意见分歧,矛盾重重,加上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当敌人展开强大的“清剿”以后,难以立足,只好各自分散到沿海一些小岛活动,已形不成统一的力量。 
  
潘心元在地下联络员帮助下,在坞根一处秘密地点找到了红二团负责人柳苦民。 
  
这位出身于温岭县江厦岭脚村贫苦农家的男儿,从小就刚强不阿,嫉恶如仇,与反动派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1927年冬,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1月担任中共温岭县委常委,负责军事工作。19303月,坞根游击大队成立,他担任大队长。7月编入红十三军,担任红二团负责人。曾率领红军战士转战温岭、玉环、乐清边界一带,多次打退敌人“清剿”。他平时作风正派,治军严明,对部队中少数人强抢民女或敲诈勒索的“土匪习性”一概不赦,绳之以军纪,被一些混入革命队伍的不纯分子视为眼中钉。红二团领导层出现严重意见分歧,主要原因也就在于此。最后,他竟被红军内奸枪杀在坞根街头,这是后话。 
  
潘心元静心听取了柳苦民关于红二团现状的汇报以后,知道近来领导层裂痕加深的原因是他坚决处决了一名叫邵玉的违纪分子,弄得军内人心涣散,元气大伤。 
  
潘心元了解邵玉案的全过程以后,态度明朗地支持柳苦民的做法。他将此事作为加强红军内部政治思想工作的突破口,与赵胜等一起,亲自找红二团各级负责人一一谈话,向他们说明党和红军的宗旨与加强组织纪律的重要性,用自己在湘赣边筹建红军时的经验教训,启发与教育各级负责人,使他们懂得纪律性是军队生命的道理,从而进一步提高他们自身的政治素质。在此基础上,他又主持召开了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统一对处决违纪分子邵玉的看法,严肃批评了红军内部存在的宗派主义、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形形色色表现,强调贯彻党的政策方针与加强军队组织性、纪律性的重要。随后,他又通过各级负责人,将处决邵玉的真实情况与必要性,向全体红军战士说清楚,强调指出柳苦民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澄清了流言,增强了红军内部的相互谅解与团结。 
  
当时红二团的主力部队已退驻在玉环县的苔山岛上,潘心元又与赵胜等于11月下旬来到苔山,一方面了解红二团海上游击大队的训练情况,另一方面继续开展红军内部的思想教育和纪律整顿工作。 
  
苔山岛地处乐清、温岭、玉环三县交界的海上,港湾错综,地形险要,是处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这里的海面涨潮时白浪一片,站在小岛顶巅,乐清湾、漩门港上的来往船只一览无余,只有熟悉这一带航道的船老大才能进出苔山港。因为苔山岛只有一条浦沟可供船只自由出入,周围都是高涂险滩。但这条浦沟涨潮时隐没在滔滔白浪之中,常人很难摸准它的具体方位,一不谨慎,船搁高涂,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 
  
苔山岛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退潮时这里一片荒涂,可以涉涂前往坞根、凡塘等地,后方基地十分广阔。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涉涂后撤,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 
  
潘心元到达苔山后,与赵胜等一起在赤色群众黄帮良家住下。他听取了海上游击大队应保寿与吴逊歪有关部队现状的汇报,发现海上游击大队的战士文化素质普遍太低,思想基础较薄弱,仍停留在原农民游击队的水平上,严重影响了红军部队的战斗力。于是,潘心元一边着手抓部队的思想整训,以邵玉案为镜子,加强红军的组织纪律性教育;一边在岛上办起一所夜校,利用晚上时间,教部队战士和岛上村民读书、识字,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潘心元还以自己在中央苏区的丰富经历,向学员们讲述革命道理和红军战斗故事,教他们唱“共产歌”,军民之间结下了鱼水深情。岛上渔民都能熟练地哼唱在夜校中学会的歌谣。其中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 
  
六月里来热难挡, 
  
个个农民收割忙。 
  
先前一半交地主, 
  
如今统统我收藏。 
  
潘心元平时穿一身黑色长袍,脚上是一双帮高约7寸的布筒鞋,举止斯文,很少说话,待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岛上群众都亲切地叫他“潘先生”。因赵胜当时化名张云,因此群众也称他为“张先生”。 
  
经潘心元一个多月的积极努力,红二团的组织纪律性有明显提高,深受岛上群众称赞。 
  
家住苔山岛的国民党青苔乡乡长黄辉连,在红二团战士革命精神感召下,也积极投身革命活动,除了腾出自家房子供红二团战士居住外,还组织了一支“海上运输队”,将岛上的渔船、商船统一组织起来,利用乡长合法身份,为红二团到外地秘密采购药品、粮食,接送来往人员,运输军用物资等。 
  
1119日,中央派李超时到浙南巡视。当时正值“浙南工作受着严重的失败,党的组织破坏殆尽,红军也四分五裂,一切工作无形停顿”。所以,李超时认为没有设立特委的必要,决定取消浙南特委,着力组建温、台两个中心县委。 
  
12月初,潘心元接到迁址瑞安的中共温州中心县委通知,要他赴温州参加温属扩大会议。 
  
黄辉连的“海上运输队”原已为他准备了一艘运输船,打算专程送他去温州赴会。可是,就在临行前一天的下午,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红二团有位战士下身生疮,久治不愈。他的岳父从外塘老家来到苔山,告知外塘有便船去温州,让女婿搭便船去温州“白勒德”医院医治。红二团领导得知这一消息后,考虑近阶段国民党省防军联合保安队的“清剿”十分猖狂,乐清湾与漩门港一带海域都被严密封锁了,日夜有巡逻船只在海面活动,尤其对进出苔山岛的船只检查更严,担心运送潘心元专船难以平安出港。于是,红二团领导让潘心元与红二团一战士一起搭乘外塘便船。一来这艘便船较大,抗风浪性能较好,可以使不大习惯海上生活的潘心元更适应一些;二来考虑这艘便船是艘货船,潘心元不会讲玉环方言,混在货船的生意人中,便于应付国民党省防军的盘查;三来有去治病的红二团战士同往,路上可互相照应。 
  
4日晨,漩门港的潮水在晨曦中渐渐泛涨了。一声声有节奏的浪涛声,温柔地催唤着小岛从甜梦中苏醒。 
  
红二团领导早早聚集在苔山岛南头的海滩上,一个个轮流地与潘心元握手话别,一片片祝愿路途平安、珍惜身体的同志之情,像一阵阵温煦的春风荡漾在每个人的心怀。 
  
潘心元与红二团一战士由岛上渔民张银寿与张才强划卷底船,送往九眼江换乘货船。港面晨雾霭霭,初冬的缕缕寒意在清晨的港面更显得有点咄咄逼人。潘心元整了整衣襟,跳上小船的中舱,举手向岸上的战友们告别后,就在隔舱的横档板上坐下。他凝视着眼前这个让他度过了一个多月难忘生活的小岛,心中不免浮起几分惜别依恋的情感。那一阵阵悠扬而有节奏的船桨声,冲破黎明前的寂静,在他迷迷蒙蒙的心田里,撒下了一抹抹剪不断、理不清的战友别离的惆怅。 
  
外塘便船离开码头后,按预约驶到漩门湾的九眼江上停泊,等候苔山方向去的散客。 
  
当卷底船缓缓靠上外塘船的船舷时,甲板上传来阵阵散客们的欢声笑语。看来今天搭船的客人不少,潘心元心中不免更踏实了几分。他扶着红二团一战士,在两位渔民帮助下,登上了外塘货船。 
  
待他们找了一处较偏角的位置刚想坐下,突然从船舱里冲出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气势汹汹地冲到他们面前,不分青红皂白将枪口对着他们的胸膛,厉声斥道:“不准动!举起手来!” 
  
红二团战士见状,立即谨慎地用玉环话说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们是苔山的普通群众,是去温州看病的,你们不会弄错人吧?” 
  
“你这小赤佬,还要犟嘴!你的老丈人早已将你告发了,你还当我们不知道?快给我绑下!”一个为头的国民党兵晃着脑袋,神气活现地命令道。 
  
话音刚落,几个国民党兵立即蜂拥而上,七手八脚地将潘心元与红二团战士五花大绑起来,吓得甲板上的乘客个个夺路逃散。 
  
原来,这位红二团战士早年强行“抢亲”娶了老婆。为此,他的岳父母本来就怀恨在心,如今还被当做“匪属”看待,更是怨恨不尽。他们得知女婿要去温州治病的消息,就假惺惺地来苔山探望,并主动为他联系了外塘便船,而后向国民党保安队告密,借国民党的手杀掉“恶婿”。保安队接密报后,立即派重兵在外塘货船上设伏。因此,潘心元他们一上船,就遭毒手了。 
  
实际上,这些国民党兵根本不认识潘心元,更不知道他是堂堂红十三军政委、被湖南省国民党通缉的“十大暴徒”之一。否则,他们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眼前这个千载难逢的邀功请赏的绝好良机的。他们只是将潘心元作为这出“恶翁杀婿”悲剧中顺手而得的额外收获。他们奉行的信条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从“匪区”出来、又与“匪”同行,被视作“赤匪”是天经地义的。 
  
潘心元根据多年的斗争经验,知道眼前的敌人完全是有预谋的。他们一不审讯、二不让人说话,只是拼命地叫货船尽快向港湾对岸的分水山驶去,心情又显得那样紧张、慌乱。潘心元知道今天是凶多吉少了,敌人很可能立即就要下毒手,岛上的战友也不可能有营救的时间。为了减少损失,他就理直气壮地上前,用浑重的湖南口音,对敌人厉声说道:“你们不是要抓共产党吗?我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你们要抓就抓我吧,与这位兄弟无关,你们将他放了吧!” 
  
但潘心元的话语并没有引起国民党兵多大的注意与兴趣,他们只是抬头若无其事地将他盯了一眼,连话也不愿与他多说一句。他们得到的指令是:为防苔山“共匪”节外生枝,抓到人后立即就地处决。 
  
…… 
  
枪声响了。 
  
潘心元永远地躺在这块异地他乡的土地上了。他睡得是那样的深沉又那样不安,一双怒目睁得圆圆的,仿佛要对远处烟波浩淼中的苔山岛呼喊着什么。 
  
漩门港自古是块神秀宝地。相传这里的海底曾埋藏着一条光灿灿的“金门槛”,世世代代庇护着漩港两岸人民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潘心元头枕着这根“金门槛”,用自己一腔仅经历27个寒暑的青春热血,为这根玉环人民心目中的“定海针”增光添彩、映辉生熠,他感到坦荡、无怨无悔…… 

                                  
  
张银寿、张才强两位朴实憨厚的渔民被眼前突然发生的变故吓懵了。他们连做梦都不曾想到,与自己朝夕相处、亲如兄弟的潘先生竟被他们亲手送入了敌人的魔掌。他们不明白这艘外塘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敌人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他们的眼前?当外塘船向分水山方向直扑而去时,他们听到潘先生铿锵有力的怒斥声,知道凶多吉少了,便拼命向苔山岛划去,想尽快告诉红二团指战员,采取措施,把潘先生他们救回来。眼看苔山岛就在近前,岛上的鸡鸣声也能清晰可辨。就在这时,分水山方向响起了两声沉闷的枪声。张银寿和张才强心中一凉,两支飞桨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他们回头向分水山方向眺望,只见外塘船已靠在分水山前,滩涂上隐隐约约站着一片人影。他们知道事情糟了,潘先生他们一定就在滩涂上惨遭不测了。张银寿和张才强的心像刀绞般的疼痛,放声大叫一声“潘先生”,就情不自禁地面对分水山方向跪倒在船舱里嚎啕大哭起来,痛心疾首地将头在船舱板上撞得“咚咚”作响。 
  
这时,仿佛连海面也突然凝固了,看不到浪花,听不到涛声,一切都沉浸在万分悲愤之中。 
  
张银寿与张才强把船划回苔山岛,将不幸的消息告诉了红二团指战员。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横祸惊懵了,急急忙忙地奔向滩头,伫立在秋风萧瑟的海边,眺望着远处迷蒙中的分水山荒涂,个个不禁泪如雨下,泣不成声。柳苦民团长悲恸地捶胸顿足:“都怨我思想大意,没做好一切应急准备,我没有保护好潘先生,对不起他,对不起党组织啊!” 
  
潘心元的老房东黄帮良老伯伯闻讯后更是痛不欲生:潘先生是个多么和蔼可亲的人啊!两人相处的日日夜夜里,有讲不完的话语与听不完的新鲜事,结成了忘年交。虽然潘先生的话语不大好懂,但能听明白其中的意思。因而,黄帮良的思想也在交往中渐渐得到了净化,心也与红军贴得更紧了。可是,眼前却猛然间要他这个白发人去送黑发人,这到底是什么世道啊?! 
  
黄帮良跌跌撞撞地来到滩头,一路上叫了何双江、王老五、蒋二妹、沈之道、何健民五位渔民,与红二团领导商议后,立即摇卷底船去分水山抢尸,无论如何也要将潘先生与那位红二团战士的遗体抢回苔山岛。 
  
…… 
  
当夜,灵柩停放在苔山尾的山脚下。红二团领导用岛上一户富人家的最好棺木,收葬了潘心元。红二团战士彻夜轮流为他守灵。 
  
赵胜亲自在苔山岛的最高处——原旧城墙遗址南麓,为他找了一块墓地。据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靠山临海,一眼尽收漩门港旖旎风光,那一艘艘在山前经过的来往船只上的人们,远远就能见到山上潘先生的墓地。 
  
这块风水墓地,原是外塘财主蒋昌荣看中花巨资从农民手中买下的,准备日后留给自己享用。但听说要安葬潘先生,他二话没说,欣然将这块地让出,仅收一元大洋聊作地金补偿。 
  
安葬那天,北风呼啸,大海息波。天空阴沉沉的,没有阳光,没有云彩,整个苔山岛笼罩在一片肃默、哀痛的氛围之中。人们早早爬上旧城址的小山头,分散在四周的地坎岗头,站得黑压压的一片,自发来为潘先生送行。 
  
红二团战士胸佩白花,袖套黑纱,集中在苔山尾的开阔地上,为自己的好领导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 
  
追悼会由红二团领导柳苦民主持。赵胜代表中共温州中心县委致悼词。他流着热泪念完悼词后,全体指战员再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悲愤,举枪对空鸣射,用军人的一种最高礼节,为自己的好战友送行。 
  
借款欠条 
  
建国初期的一个初春早晨,湘东大地还笼罩在一片料峭寒意之中。这时,在浏阳河的一条小溪边,晨霭中走来一位身材中瘦、面目清癯的中年妇女,她步履轻盈,心情愉悦,腰间一只盛满衣服的竹篮随着脚步前后摆动,就像一只飞舞的漂亮大彩蝶。 
  
她,名叫周坤元,是中共党史重要人物、全国著名烈士、原中央巡视员、红三军代政委、红四军政委、红十三军政委潘心元的遗霜,时年50多岁。 
  
周坤元在小溪边找了一个合适位置,将竹篮里的衣服往溪中一倒,一个个神奇的涟漪渐渐变大,快速地漂向绿荫掩映的对岸,传去了一个早起人勤劳的信息。 
  
突然,路边的柳丛中传来一声亲切喊声:“啊哟,这不是潘家大嫂吗?怎么这样凑巧,我正要到你家找你呐。” 
  
周坤元抬头一瞧,不禁惊喜地叫了起来:“这不是李炳金大叔吆?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啦?”说着,立即撩起兜布边擦手边迎了上去。 
  
这位李炳金大叔是潘心元同乡。大革命时,潘心元担任中共浏阳县委书记,他是村农会主席,平时多有来往,关系密切,周坤元早就认识他。只是后来时局多变,他们已有几十年没碰面了,今天要不是大叔主动打招呼,她真的有点认不大出来呢。 
  
周坤元拉着李炳金大叔在一棵大树下坐下,两人就像久别亲人聊起家常。 
  
聊着聊着,李炳金大叔从内衣口袋摸出一张用油纸严严实实包着、纸质已发黄的纸条,递给了周坤元。周坤元展开一看,不禁傻了眼,原来又是一张潘心元在大革命时期亲笔写的、数字不菲的借款欠条。 
  
对于这类借条,周坤元是太熟悉了。自从潘心元18岁离家去长沙读书以后,她就经常接到这类借条。因当时潘心元在学校里组织进步学生创办了《新民》周刊,积极宣传马列主义,鞭挞社会时弊,在浏阳影响很大。办刊需要很大的经费,都是潘心元向家里要去的。因潘家在浏阳是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有田产300多亩,房屋10多间,年收租谷在500石以上。加上潘心元是潘家三代单传,父亲英年早逝,家里人从小就视他为“掌上明珠”,抱在怀里怕丢了,含在口里怕化了,只要他开口要钱,没有人不百依百顺的。用潘心元的话来说,则是:“家里的财产反正都是剥削来的,我将它用于革命事业,这就叫‘物归原主’。”后来,潘心元向家里要钱的数额越来越大,并且时常有陌生人拿着潘心元的亲笔信或一些字画来换钱。这些字画的价格都很昂贵,家里已装了三大箱了,从来没人去欣赏,更没人将它挂在墙上,但潘心元说自己“喜欢”,还是不断买字画。后来,周坤元才逐渐知道,原来潘心元是用字画换取的钱,作为地下党的活动经费。 
  
1925年以后,革命形势越来越复杂、残酷。潘心元在具体革命实践中,越来越体会到地下党发展自己武装的重要性。因此,他决心在浏阳筹建一支由地下党直接领导的工农武装力量。他们除了发动群众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以外,还从各方面积极筹措经费购买枪支弹药。当时,潘心元一方面说服家里人拿出一批家产来支援革命;另一方面,还以潘家大少爷的公开身份,利用父亲生前的社会关系,向四乡的地主老财借钱。在那些日子里,潘心元到底写了多少亲笔借条,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就这样,一支名为“浏阳工农义勇队”的武装力量,终于宣告成立了。这支队伍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领导权就牢牢掌握在地下党的手中,在浏阳城里所向披靡,威振四海,叫敌人闻风丧胆。后来,这支队伍成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与创建井风山革命根据地的主力部队之一,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屡建奇功,成为我军历史上一支英勇善战的英雄部队。 
  
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反动派对潘心元恨之入骨,他们恨不得立即将他缉拿归案,碎尸万段。他们将潘心元列为浏阳县“十大暴徒”之首,到处张贴“通缉令”,悬赏1500元大洋取他的人头。1928年冬,国民党反动派没收了潘心元家的全部田产,将潘家10多间房屋放火烧成白地。为了斩草除根,他们还四处通缉潘心元的家人,使潘家在浏阳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就在潘家房子被烧的那天晚上,潘心元偷偷地潜回了家,站在老家尚在冒烟的断墙残垣前,从心底嘣出一阵苦痛的嘲笑:“好,好,烧得好,说明国民党还没有瞎眼,知道还有一个与他们为敌到底的潘心元存在。但他们烧得了房子,却灭不了我心头的深仇大恨!” 
  
然后,他去家人隐藏的深山,找到家人,沉痛地对妻子说:“你们受苦了。但你们要知道,我干的事业是正义事业,正义的事业是永远不可战胜的!你们现在暂时吃点苦、受点罪,都是为了使天下大多数劳苦大众少吃点苦、少受点罪。因此,你们要以吃这点苦为乐,以受这点罪为荣!” 
  
潘心元的话语深深激励了全家人的斗志与勇气。周坤元坚强地对他说:“家里没有了任何财产这也好,你可以放心去干革命了。往后你不用为我们担忧,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好好活下去的。现在大家担心的是你的安全,你一定要多加小心。这里不是你久留之地,你赶快离开吧!” 
  
潘心元拉着周坤元的手,泪珠就像断线珍珠似的扑簌簌滚落下来。他知道敌人要的是斩草除根。因此临行前,他将全家六口人分成三组,叫他们立即分头去逃难:老祖母年迈体弱,行动不便,敌人不大会注目,就让她到娘家去投亲靠友;妻子带11岁的大女儿潘侠仙和刚满2岁的小女儿潘侠仁避往外乡深山冷岙,自食其力苦渡难关;母亲则带6岁的儿子潘侠游,到邻近的沅江县兰竹村去找娘家亲戚蒋丰寿帮忙——蒋丰寿忠厚老实,又一贯拥护共产党,靠得住。 
  
第二天,全家就按潘心元的安排,分头逃难去了。想不到,这一分离竟是整整10年。直到1937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以后,全家人才好不容易汇聚到浏阳老家。那时,潘心元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在浙江省玉环县芦浦分水山的滩涂上将近10年。他牺牲时年仅27岁。 
  
潘心元被国民党列为“十大暴徒”以后,家里一夜间成了“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赤贫”,这可急坏了四乡六岙的地主老财们。他们压根儿没有想到潘家的大少爷,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党人。他们手中拿着的潘心元亲笔写的借款欠条,不但要“泡汤”,还要落个“资匪”的罪名。因此,他们个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纷纷出动去找潘心元家人逼债。其他人都无影无踪无处可找了,唯有潘心元的老祖母还在乡下娘家,地主老财们就对她日夜追逼。幸亏老祖母的娘家也是百里挑一的大户人家,娘家人也十分同情潘家的遭遇,纷纷出资为老祖母解围。但有一户柳姓地主的借条,因数额实在太大了,他们承担不起。这个柳姓地主就将老祖母告上法庭。法院不但判决老祖母要分期如数归还借款,还要以高利付息,逼得老祖母与娘家人四处借款还债,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才还清——老祖母早己在1936年悲愤辞世了…… 
  
周坤元拿着李炳金递过来的借条,沉浸在一段段辛酸历史的回忆之中,心里就像打翻了一只五味缸,说不出是啥滋味。 
  
这时,李炳金在旁边说明道:“事情是这样的:大革命时的一天,潘书记找到我,说地下党活动经费十分困难,叫我设法帮助筹点款。当时我二话没说,就将全家人几年省吃俭用积下的一笔准备盖房子的钱,全部拿出来交给了潘书记,潘书记当场写了这张借条给我。后来大革命失败了,你们家也遭了殃,我不能再对你们落井下石,因此就偷偷地将借条藏在自家墙洞里,躲过了国民党的一次次搜查与逼问。现在解放了,我们的事业也胜利了,几天前我才从墙洞中取出了这张借条……” 
  
周坤元从沉思中醒来,擦了一把不知什么时候渗出眼角的泪花,感激地说道:“炳金大叔,谢谢你当年对心元工作的支持,也谢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同情与厚爱。心元当年欠下的钱,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想方设法还清的。俗话说‘父债子还’,这是天经地义的事。现在心元虽不在了,但有他的儿子在,有我在,有我们全家在,我们一定会分期还清的。” 
  
从那以后,周坤元就更加精打细算地安排一家人的生活了。她本来就没有固定职业,是靠帮人洗衣为生的。为了还债,她又去为人看管孩子,还托人到板刷厂要了点挑选猪毛的活计,发动全家老少来干,想尽量多挣点钱来还债。 
  
后来,李炳金手中有潘心元当年借条的事,被湖南省政府知道了。时任省政府主席的王首道是潘心元的同乡,又是长沙求学时的学友。大革命时期,他一直跟随潘心元南征北战,结有生死之交,他的名字还是潘心元帮他改的呢。他原名叫王芳林,因地下斗争需要,得另取一个名字。潘心元对他说:“一个革命者,首先要有高尚的道德,你就改名叫‘王首道’吧。”就这样,王芳林就改名为王首道了,一直延用至今。 
  
对于李炳金手中的借条,王首道一清二楚。他清楚记得,当时地下党根本没有经费来源,全是靠大家“百仙过海,各显神通”筹划的。特别是地下党决定发展武装以后,更是需要大批经费购买枪支弹药。期间,潘心元筹的款最多。据王震回忆,当时他在长沙城里打工,每月的工资收入全部借给潘心元作为地下党活动经费,然后他拿着潘心元的亲笔借条,到浏阳乡下的潘家挑谷。 
  
“无论如何,我们党不能再叫潘心元家人为我们还债了!”王首道动情地对省政府的领导们说。省政府研究后,立即拨出专款,偿还了潘心元这笔借款。 
  
潘心元一家的困难生活,也引起了党组织的重视与关怀。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张启龙原是潘心元的老战友、老部下,对潘心元一家的情况最为了解。他在北京为周坤元安排了一个某机关幼儿园园长的职务,要她去北京工作。但周坤元说:“我从来没做过什么领导,文化水平又不高,还是让有能力、有经验的同志去干吧。” 
  
后来,李维汉前后两次与湖南省委商定,安排周坤元到省政府参事室工作,但又被周坤元婉言谢绝了。她感激地说:“只要共产党回来就好了,我有碗稀粥喝就感到幸福啦!”因此,她仍然留在浏阳乡下给人带小孩、帮人洗衣服、为人挑猪毛…… 
  
潘心元短暂一生高风亮节,特别是他那种“自己多吃点苦,就可以使天下大多数人少吃点苦”的无私奉献精神,在周坤元身上得到了最好的继承与发扬光大。 
  
19994月,周坤元刚度过百岁诞辰,突然被一场伤风感冒击倒了,不久病情恶化。她知道自己为时不多了,将子孙们唤到床前,深沉地对他们说: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首《怀念心元》的律诗,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儿女务须承父志,家财切莫赖相依’,这就算我留给你们的遗嘱吧。你们的爸爸、爷爷,一生‘舍小家为大家’,将家里的全部家产,直至宝贵生命,全都奉献给党的事业与人民,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伟大信念与坦荡胸怀,你们一定要好好向他学习,继承他的遗志。要记住,你们日后不论什么时候、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向党、向人民伸手!一定要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地去克服困难,继续前进……” 
  
周坤元喘了一口气后,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一个钱包,交给床前的孙媳妇说:“这是奶奶平时省吃俭用省下来的820元钱。其中220元,你们留作我身后的费用,另外600元捐给国家,用于救灾……” 
  
弥留之时,她已不能说话了,还反复做着“八”、“二”、“六”的手势。孙媳妇看到后,俯在她的耳边问她:“奶奶,你是说那820元钱,要拿600元捐给国家救灾,是吗?我们大家都已记住啦。” 
  
周坤元微微地点了点头,露出一丝尚能分辨的笑容,然后安然地仙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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